序 《金融学前沿2024-2025》是继《金融学前沿报告2022》和《金融学前沿报告2023》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推出的第三部前沿追踪成果。作为“金融学前沿”系列的延续，本书既是对国际金融理论最新进展的系统梳理，也是我们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命题的学术自觉。 本丛书自启动之初，便承载着明确的人才培养使命：鼓励青年学者聚焦一两个关键问题，长期蹲守、精耕细作，在纷繁复杂的金融现象中提炼真问题、构建真理论。当今学术生态并不缺少对热点的追逐和碎片化的产出，而真正的理论突破，往往源于对特定领域的长期思考。我们希望，这套书不仅是一本知识图谱，更是一种治学方法的示范——引导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在某一个方向上积累厚度、形成辨识度，最终成长为有思想、有根基、有担当的学术力量。 正因如此，本书各章选题并非随机拼凑，而是经过审慎考量的逻辑建构。全书从宏观金融范式重构（第二章）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第四章），体现对国家金融安全底线的关切；从风险投资（第三章）到金融韧性（第五章）、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第八章），聚焦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金融稳定命题；数据经济学（第六章）与金融监管学（第七章）则直面数字时代金融业态与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尤为重要的是，首章专论“金融文化”，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重大命题，强调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价值取向；末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再思考（第九章），则将视野延展至全球治理层面。这样的结构既覆盖微观机制与宏观架构，又贯通历史纵深与未来趋势，更凸显文化价值和制度伦理在金融演进中的深层作用。 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已非单纯的学术选择，而是国家战略所需、学科发展所迫。长期以来，主流金融理论多植根于西方经验，其前提假设与政策推论往往与中国实际存在张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金融风险形态复杂交织、科技革命重塑金融底层逻辑的新格局，机械套用既有框架，既难以解释中国实践，也难以支撑金融强国建设。我们必须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从五千年文明积淀中汲取治理智慧，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确立理论坐标。这不仅是实现学术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更是掌握金融话语权、筑牢国家金融安全屏障的根本路径，也是为探索金融发展一般规律贡献中国思想的正确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作为金融研究的“国家队”，肩负着理论创新与战略支撑的双重使命。我们深知，真正的学术自主绝非闭门造车，而是在深度参与全球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清晰确立当代中国的问题意识、方法路径与价值立场。本丛书正是这一学术自觉的实践载体——既是对全球金融学前沿动态的及时追踪，更是对中国金融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持续追问。我们期待，通过一年接一年地接续推出、一本接一本地扎实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地精耕细作，逐步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金融学知识体系，为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力的学理支撑。 最后要特别感谢原磊、张晓晶、张明同志和金融所的同仁对本书研撰提供的大力支持。 王利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序言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求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对“什么是金融强国”进行了系统阐释，重点体现为“六个强大”，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具体包括“六大支柱”，指出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为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本书的章节安排，主要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展开的。 总报告主要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强国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系。随着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建设金融强国已成为更高水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深化对金融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围绕“六大支柱”阐释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机制。“六大支柱”是“六个强大”的基础，构成了金融强国大厦的坚强支撑。只有建立起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才可能在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金融人才队伍等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方面展现强大的竞争力。 第七章主要围绕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展开。对外开放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打造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然要求。建设金融强国，必须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以开放促发展、促安全，以金融安全保障金融开放。 第八章至第十二章主要阐释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理论和现实逻辑。事实上，“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既能为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关键产业提供金融支持，也能为金融业自身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十三章主要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进行阐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构建金融强国的“根和魂”，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金融强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不同。 专题报告则主要对人工智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进行了研究。人工智能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工具范畴，逐渐演化为重塑金融资源配置、风险识别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关键力量。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充分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健全人工智能赋能的现代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集体成果，是年度旗舰报告。参与写作的作者，大多是长期关注相关领域、有着深厚学术功底的科研骨干。本书在内容上，具有以下几大特色。 第一，重视理论阐释。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中央精神，是做好金融强国研究的前提。这一要求被全面贯彻到全书当中，各章均在第一部分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或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领会其中蕴含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根植中国实践。好的研究报告既需要严谨的逻辑支撑，更需要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本书加强对我国金融实践的深入分析，全面了解发展中的成绩和现状，客观分析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三，体现前瞻思考。科技发展对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都会造成颠覆性影响，对金融行业同样如此。本书虽然是一本年度报告，但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前瞻性思考。例如，关于金融监管、数字金融、人工智能等的探讨。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被首次正式写入，这标志着我国将加快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事关长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质效，在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四个方面争取更大作为。 一是稳增长。2026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同时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为更好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二是促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要用好用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着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要大力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建设，破除制约“耐心资本”的体制机制障碍，支持更多长期资金进入市场，引导资本从追求短期收益转向陪伴企业长期成长。 三是惠民生。惠民生不是经济增长之后的“余力之事”，而是经济增长内生于民生改善的新范式。一个更公平、更有保障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更具效率、更可持续的经济体。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为更多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金融支持，提高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类投资，加大对社会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保障服务力度。 四是防风险。风险根源于金融活动的本质属性，防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要着力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房地产企业涉金融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债务风险。要强化金融监管，完善重点领域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强化金融机构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不断提升监管能力，保障金融稳健运行。 本书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对社长季为民、责任编辑李斯佳等同仁表示诚挚的感谢！  原磊

2025～2026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汪红驹 ·美国新一届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加速了全球供应链重组和贸易体系碎片化，全球贸易萎缩与不确定性加剧。各国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中美科技博弈长期化、复杂化。全球经济增速趋缓，国际原油价格回落，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基本平稳。我国经济增长韧性十足，创新动力正在孕育新机。虽然我国外商投资面临挑战，但贸易顺差扩大，总体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略有增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 ·美国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继续加大稳外贸、稳外资压力，全球供应链安全挑战和中美科技博弈进入新阶段。国内经济仍然面临内需不振的主要矛盾，地方财政增收困难，支出扩张不畅；融资需求疲弱，金融稳定任务艰巨。 ·“十五五”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实施更加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持续保持较大的扩张力度，重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创新动力对冲国际压力，平衡“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促进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的动态均衡。重点采用扩张性宏观政策和系统性改革举措解决内需不足的宏观问题，让扩张性宏观政策和改革措施成为第一推动力，形成“政策扩张-内需扩大一价格回升一利润工资上涨-就业增加-内需扩大”的正反馈循环，提振信心，扭转通缩预期，实现名义GDP增长高于实际GDP增长目标。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自主创新取得突破。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投资消费结构更趋均衡。加快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迈上新台阶。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良性互动。多方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化解潜在风险。 ......

摘要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6）》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年度性研究报告，旨在对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金融发展和运行的主要情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对发生的一些主要金融事件进行研讨和评论。报告由三大部分构成，分别对2015年的中国宏观金融形势、金融业发展与金融市场运行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对2016年金融业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本报告可供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金融业内人士和政策部门参考，也有助于国际学界了解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最新动态。   Abstract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2016), as the annual report of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im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s and practices from 2014 Q4 to 2015 Q3, while making discussion and review on major financial events.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which cover China's macro financial situation,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and ope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2015, as well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inance in 2016.The report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scholar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It also contributes to foreign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合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