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背景，基于一个在同代人之间存在分配差距的交叠世代模型，分析了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的内生信用扩张和利率、房价、杠杆率等的变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署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

伍戈博士以“杠杆加减之间”为题，分析了影响国内杠杆变化的主要因素、各部门杠杆率未来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负债方（杠杆率）和资产方（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宏观研究的角度分析，杠杆只是约束条件而非目标函数，宏观目标还是保持增长、控制通胀、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第二，国内杠杆增速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速和内外需变化等目标函数相关。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2019年我国整体杠杆率将会温和抬升；结构上看，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会温和地加杠杆，国企去杠杆、民营企业加杠杆。第三，从资产方分析，受制于债务压力和外需变化，社会融资总量趋升未必能带动经济企稳，下半年经济或将温和波动。

2019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开局良好，但宏观杠杆率也再度大幅攀升。宏观杠杆率的确是反应宏观金融体系风险的重要指标，但更应该从更广义的范围来考察风险，尤其是加入对资产的考量，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维度来分析风险。我们认为居民部门的主要风险在于杠杆率上升过快，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部门所持有的大量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可承受的杠杆率水平应该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更高。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债务占比过高，应继续同时降低国有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占比。政府部门杠杆率基本问题仍然是隐性债务，关键是隐性债务的显性化。当前我国政府尚存在大量的金融资产，在面临内外部压力的环境下，应进一步发挥政府部门的调节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在《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开辟了专栏来详解双支柱调控框架。

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是美国政府1986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税收改革，其核心内容是降低企业所得税，提高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张晓晶教授指出，2019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很好，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宏观杠杆率增长5.1个百分点是超预期的。这主要是由政策重心偏向于稳增长、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所致。除了季节性因素外，其分母原因在于名义GDP增速放缓，分子原因在于银行贷款增速提升。他认为，如果以一季度这种加杠杆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增长，我们可能将重回过去杠杆率年均上升近两位数的轨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张晓晶教授分析，如果对企业部门杠杆率进行拆分的话，六成以上是国有企业债务；在国有企业债务里，超过五成是融资平台债务。也就是说，在近160%的企业杠杆率中，有很多是与国企、地方政府有关。所以要遏制债务攀升的势头，需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更多的从体制上做文章，其核心是从体制上处理好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