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提出，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经济周期带来巨大风险，私人部门的信心受挫，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我国短期内应以稳增长为重点，在此过程中，杠杆率预期会有所上行。中长期来看，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提升实体经济的生产率，用好外资弥补我国的国际收支缺口，盘活国企收益来弥补将来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债务缺口，三箭齐发推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背景，基于一个在同代人之间存在分配差距的交叠世代模型，分析了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的内生信用扩张和利率、房价、杠杆率等的变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部署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

伍戈博士以“杠杆加减之间”为题，分析了影响国内杠杆变化的主要因素、各部门杠杆率未来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负债方（杠杆率）和资产方（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宏观研究的角度分析，杠杆只是约束条件而非目标函数，宏观目标还是保持增长、控制通胀、充分就业和金融稳定。第二，国内杠杆增速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速和内外需变化等目标函数相关。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2019年我国整体杠杆率将会温和抬升；结构上看，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会温和地加杠杆，国企去杠杆、民营企业加杠杆。第三，从资产方分析，受制于债务压力和外需变化，社会融资总量趋升未必能带动经济企稳，下半年经济或将温和波动。

2019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开局良好，但宏观杠杆率也再度大幅攀升。宏观杠杆率的确是反应宏观金融体系风险的重要指标，但更应该从更广义的范围来考察风险，尤其是加入对资产的考量，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维度来分析风险。我们认为居民部门的主要风险在于杠杆率上升过快，但如果考虑到我国居民部门所持有的大量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其可承受的杠杆率水平应该比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更高。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债务占比过高，应继续同时降低国有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占比。政府部门杠杆率基本问题仍然是隐性债务，关键是隐性债务的显性化。当前我国政府尚存在大量的金融资产，在面临内外部压力的环境下，应进一步发挥政府部门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