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让IMF的政策建议适应全新的经济图景 IMF的政策与评估部专家博恩霍斯特等撰文指出，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前景已经出现了重要变革：各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数字化进一步加深，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且气候变化也已经成了政策上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此外，当下决策者还需要对疫情做出响应，以确保民众的生命安全并维持生计，同时还要帮助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避免经济遭受长期创伤的影响。 为应对这些变化，IMF执董会最近通过的2021年全面监督评估报告提出了未来工作的四个重点：（1）政策建议需要更深刻地理解风险与回报间的平稳，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2）预防并降低国别之间的经济运行与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国际对话；（3）更系统地讨论人口结构、不平等、社会政治形势、气候变化等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发展；（4）疫情期间，成员国同时推出了各种政策性工具，包括财政刺激、货币宽松，放松宏观审慎、外汇干预与资本流动管制等政策，这些工具都需要仔细校准，以便把握各工具之间的互补和冲突。[1] BIS 后疫情时期的审慎政策 BIS金融稳定研究所所长雷斯托伊于5月27日发表演讲，对后疫情审慎政策在监督和监管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监督层面，疫情中，审慎管理机构实施了各种大胆的政策，以缓解银行不愿意为私营部门提供信贷的情况。然而，这些政策也使得决策者不能很好地跟踪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导致审慎机构对银行金融稳健性的评估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资产质量审查工作成为了管理当局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同时，为了与当前支持性的宏观审慎政策立场保持一致，管理当局还得继续鼓励银行保持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应。 监管方面，疫情中的表现证明，次贷危机之后的监管框架已经实现了其设立时的初衷：尽管卫生危机一直存在，经济长时间持续收缩，但是金融系统依旧很好地吸收了疫情带来的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对银行偿付能力影响有限的情况下，资本质量指标受到的冲击有限，这使得银行即使面临明显的资本压力时也不愿意使用缓冲措施。低盈利状况使得银行筹集资本十分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过度激励银行信贷，可能不仅会影响市场效率与金融稳定，甚至还可能削弱银行资本缓冲信贷波动的能力。针对这一问题，雷斯托伊基于目前的框架，提出了两种建议：保守的方法可以考虑重新制定对银行的惩罚措施，例如考虑当资本低于特定水平时，对股权或其他工具持有人报酬的进行限制；较激进的方法则是建立一个更大的宏观审慎资本缓冲区，以便在紧缩时释放这一缓冲。[2] 美联储 美联储对保险监管的重点考量 美联储副主席夸尔斯于5月26日发表演讲，讨论了美联储在国内与国际上对保险监管及监督的四个重点考虑事项。 第一，监测疫情对保险行业及金融市场的影响。目前，保险行业表现良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违约。美联储也密切监测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包括低利率对寿险公司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疫情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因而改变了金融产品的分配方式、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以及美联储与金融界的合作方式，这使得监管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目前，美联储在保险及监管方面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为保险存管控股公司制定一个资本准则。考虑到银行与保险业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美联储决定采取模块法(Building Block Approach)作为资本准则，即提出一个汇总方法，其中包括对不同机构的相应风险制定针对性的方针。目前，关于该方法的争论集中在不同地区或者国家的产品、资本市场以及法律是否存在过度分化，进而导致风险不能被单一的方法精确地衡量。保险政策咨询委员会(IPAC)正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第三，美联储正致力于建立一套特有的监管体系，以应对保险储蓄和贷款控股公司与其他银行机构的区别。该体系预测将于今年公布，将包括对这些保险储蓄和贷款控股公司特定的预期、评价标准，以及如何利用好各州的保险监管，从而减低被监管对象可能面临的多重监管负担。 第四，监测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对于美联储来说，这主要指保证其监管的对象能有效管理好包括气候风险在内的所有重大风险。[3] 欧央行 社会职责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近期欧央行调查显示，比起物价稳定，年轻一代对于气候变化、工作的不确定性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变更为担忧。对此，欧央行应当尽力向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长期过低的通货膨胀率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一旦公众低估了低通货膨胀率的危害，那么公众很有可能会怀疑甚至不支持央行的政策。 同时，欧央行还应当真诚地与公众讨论欧央行应当如何加快经济绿色化转型。[4]因为根据欧洲绿色协议，是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而不是欧央行来主要负责气候相关政策。所以在不侵犯其他机构职责的前提下，欧央行应当通过维持物价稳定以及调控货币政策这两项职能来协助解决气候问题。第一，如果解决气候变化是维持物价稳定的先决条件，那么欧央行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然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但目前气候变化与物价风险之间的关系依旧存在争议。第二，欧央行有责任在不影响物价稳定这一目标的情况下，根据欧盟的总体经济战略，对货币政策进行对应的调整。 因此，目前欧央行正在对货币政策进行评估，毕竟货币政策作为应对周期的总量工具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结构性问题，维护独立性和保持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很重要，在此基础上，欧央行也希望能平衡好维持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绿色化转型这两个职责。[5]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Fabian Bornhorst, Ceyla Pazarbasioglu, “Fir for Purpose—Adapting IMF Advice to New Economic Landscape,” https://blogs.imf.org/2021/05/24/fit-for-purpose-adapting-imf-advice-to-a-new-economic-landscape/ [2] Fernando Restoy, “Prudential Policy after the Pandemic,” https://www.bis.org/speeches/sp210527.htm [3] Randal K. Quarles, “Remark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quarles20210526a.htm [4]在欧央行的上次调查中，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促进经济绿色化转型是欧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考虑的社会问题。 [5] Isabel Schnabel, “Societal Responsibility and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1/html/ecb.sp210527_1~ae50e2be97.en.html

国债在客观上兼具财政和金融的功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就在于建立统一、协调的国债管理政策。国债与货币供给的联系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只要具备货币创造能力的机构（主要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购买了国债，债务的货币化就现实地发生了；另一方面，上述联系主要体现在央行储备货币发行机制的主权信用模式。国内有必要建立稳定的国债管理政策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国债政策；调整政府债券系列，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国债的期限结构应当多样化；国债市场的运行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需要；统一推进我国的利率、汇率市场化和健全收益率曲线的进程。

为分析一国经常账户恶化是否会加大国内资产价格波动，本文在Obstfeld & Rogoff（1996）（简称“OR，1996”）相关模型与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框架，并以G20成员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回归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 VAR）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恶化不仅导致G20 成员整体资产价格下跌，而且增强了国内风险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其次，经常账户余额由顺差转为逆差，这一现象对资产价格的负面冲击更为强烈；再次，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主要源自贸易渠道，非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则主要源自收益渠道；最后，经常账户恶化对美、中、日、德四大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与时变效应。

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货币走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历史峰值息息相关，伴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峰值回落，汇率动态增强。结合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协调下的生产能力扩张与货币化进程，揭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动态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机理。通过人民币汇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资本形成和货币化进程的联立方程求解，系统提供由其联合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动态演进。在本质上，人民币汇率动态，是与中国实体经济生产能力扩张和货币化进程相伴而行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情景看：（１）本币汇率升值对应的是资本形成的快速扩张， 货币化进程不断加速；（２）本币贬值对应的是生产能力的缓慢形成和货币化的逐步提升；（３）人民币汇率逐步趋向均衡汇率，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是经济新常态趋向长期均衡稳态之必然。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的讨论，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解决了状态空间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 年以来同步放缓，但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内部通胀的影响有限。因此，处理好“稳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是货币当局进行相应宏观调控的关键。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应用使数字货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电子化负债，其对计价、交易、支付以至货币政策传导等都存在深刻影响。本文以加拿大为例，重点分析加拿大银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实践，着重讨论加拿大贾斯珀项目如何测试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的适用性，同时分析如何将数字货币支付结算拓展至证券和外汇领域，并与外部合作进行跨境、跨币种支付试验。加拿大央行数字货币实践取得的积极进展表明，数字货币发行能力是维系央行功能的基础保障，但仍需权衡中心化管理体系与去中心化技术系统的匹配问题，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在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仍需深入研究与评估。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了复苏，预计2020－2021年平均增速将超过5.5％，基本恢复至原有增长轨道。但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也加速了中国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向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新的“双循环”战略转变，而调整和改革原有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是成功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