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简称“四本账”）全面超收少支，“三本账”（不含社会保障预算）和“四本账”的综合收支差额均小于2021年预算数，可以说2021年我国财政运行的实际执行结果好于预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占名义GDP比重为2.4%，“三本账”和“四本账”的综合赤字占名义GDP比重分别为1.7%和0.9%。“四本账”的综合分析采用的是我国官方的赤字口径，从政府可用财力的角度看，财政运行好于预期；但是从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的角度评估，“四本账”的综合赤字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比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预想的要低。 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规模得到有效控制，置换和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扩大，显示历史债务负担有待逐年缓解；一般债券规模增幅低于专项债券，显示地方政府仍需要通过较大规模的专项债券进行项目融资。 2022年财政运行需关注七个主要问题：一是复杂外部环境影响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增长；二是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三是大宗商品价格和CPI上涨风险上升；四是劳动力市场面临多重失衡与供需错配压力；五是金融风险暴露加剧；六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仍较大；七是地方政府基金性收支扩张受房地产市场影响。 2022年地缘政治冲突使国际局势更加复杂，我国经济面临需求萎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国宏观政策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提高财政收支可持续性，继续深化财税改革。一是提高财政收支赤字透明度，从四本账综合收支赤字评估财政政策的宏观效应。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三是优化政府债务管理。四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五是完善减税降费的制度建设。六是积极防控地方政府潜在债务风险。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2021年的房地产政策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上半年以“控房价”“控租金”为主基调，下半年因头部房企流动性危机以及大量房企违约事件爆发，监管层要求金融机构准确理解、把握和执行房地产金融管理制度，满足房企合理的资金需求，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支持地产项目复工，鼓励银行稳妥有序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地方政府层面，上半年热点城市还在发布二手房指导价以约束信贷额度、打击炒作学区房，下半年不少城市则出现了“限跌令”和“救市”政策。 2021年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可以用“急转直下”概括。上半年市场还在延续2020年的疫情暴涨行情，下半年各类销售指标由正转负，以销售额增速来看，四个季度分别为95.46%、18.89%、-14.91%和-20.16%。与销售数据形成镜像的是库存情况，2021年房地产去库存压力上升明显，三线城市2021年底库存去化周期相对2020年末上升了15.8个月。住宅销售市场的趋冷通过开发商的拿地投资行为影响到土地市场：2021年住宅类土地成交金额为4.11万亿元，相对2020年下降了9.63%；土地流拍数量大幅上升，其中12月单月土地流拍数量达到2607宗，为2008年以来最大单月流拍数量。 房地产金融形势方面，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余额增速持续放缓，2021年四季度增速为11.3%，为2012年以来各季度最低值。个人按揭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按揭指标达到“贷款两集中”的上限。从其产生的影响看，贷款价值比（LTV）指标明显好转，这意味着银行个人按揭这项业务风险更加可控；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房企销售疲软、房企资金回流困难，反而加剧了房企违约风险。房企融资方面，开发贷增速持续下降，三季度达到历史最低点0.02%，这主要是受“三道红线”政策影响；此后央行多次表态金融机构对“三道红线”理解有误并试图扭转预期，但效果并不明显，四季度开发贷增速仅上升到0.09%。 展望2022年，政策会在“三重压力”和“房住不炒”两个总基调下进行平衡，我们认为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会有更多三、四线城市出台“限跌令”和购房支持性政策；第二，一线及二线热点城市将会有更多政策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尤其是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第三，更多问题房企的处置措施会出台。 房地产市场运行方面，我们认为2022年一季度末至二季度初是整个市场走势的关键时期，如果三、四线城市的支持性政策发挥作用以及问题房企处置妥当，则整个市场会有较大程度的恢复。 房地产金融方面，我们认为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速将一改2021年的颓势，甚至部分银行会超出“贷款两集中”的上限发放按揭贷款，个人按揭贷款利率也将进一步下行；但房企融资的形势并不乐观。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2021年，我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顺利实现了年初制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全年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疫情前明显提升；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复苏态势，服务业复苏受疫情扰动波动较大、结构有所分化。2022年，随着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以及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脆弱的复苏，全球经济可能重新落入缓慢增长的轨道并出现新的分化。目前，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海外快速蔓延，境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增加，疫情仍是左右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2021年的经验，在境内疫情多点散发的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较其他月份低大约1.9个百分点，而消费每1个百分点的下降需要提高大约2-3个百分点的基建投资增速才能稳定经济增速。在疫情持续影响之下，不同行业复苏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方面。 展望2022年，我国固定投资或将呈现基建投资增速上升、房地产投资维持低位增长、制造业投资仍较活跃但前高后低的局面，政策推动的投资将成为稳增长的关键；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较前两年减弱。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预计2022年中国GDP增速可能在5.1%左右；CPI将在较小范围内上下波动，全年涨幅在1.5%左右；PPI则将逐步回落，同比增速在下半年可能由正转负。考虑到消费在经济中的体量以及内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消费增速持续受疫情影响将会大幅加重投资稳增长的压力，特别是在增速目标定得过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从我国经济发展更长的历史视角看，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正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人口结构也会向发达经济体逐步收敛。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同等可比人均产出水平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期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较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下降的更早、更快。在“人口红利”较快消退的情况下，中国转型可选择的道路就是要基于提升人力资本，以“人才红利”作为转型的根本，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冲减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促进消费、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三提高。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RECP，实现资本、技术与周边国家充沛的劳动力相结合，逐步确立我国在更高水平国际循环中的领导地位，推动资本输出、产业转移并深化国际价值链的拓展和治理，实现“双赢”机制下的国际化发展。 2022年，应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基础上“整固前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针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救助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受疫情影响而收入下降的居民和困难群体的直接资助力度，同时加强疫情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搞“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推动部分服务消费和需要人员密接消费的有效展开。这样可能会收供需双向救助和调控之利。对于人口红利较快消退问题，需更大规模的“社会投资”，投资在年轻人的普惠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的供给能力，加快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在提高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素质的同时，也要落实全民终生学习制度，以提升存量劳动力的素质水平。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保险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继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一是承保业务规模收缩，原保费收入同比下降了0.79%，寿险和健康险业务都在进行结构调整。二是资产业务平稳发展。资产总额接近25万亿，是A股和港股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三是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保险业努力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助力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抗灾救灾，为2021年河南、山西暴雨灾后重建赔付约116亿元。农业保险发挥了稳定农业生产功能，服务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责任保险保费突破千亿大关，在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制造业升级、服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车险综合改革平稳运行，基本实现了“降价、增保、提质”的阶段性目标。寿险经营进一步回归本源，突出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 展望2022年，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保险业迎来较好发展机遇。 个人养老金将获得强力推动，预计将采取“个人账户制+EET税收优惠”方式，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保险业可提供两方面的产品，一是针对处于缴费期的消费者，提供变额年金产品；二是针对处于领取期的消费者，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保险产品的优势是可以分散长寿风险。由于养老金市场是混业经营，产品监管面临挑战。 商业健康保险探索新业态。在实施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城市定制商业医疗险进入规范发展期，针对前期出现的问题，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区分政策性和商业性险种，明确准入条件，探索适合国情的医疗保障治理之路。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目前学者们在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缺乏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真实情况的了解。为切实了解两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现状，作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昆山市进行实地调研。调研发现，当前两岸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障碍主要涉及贸易、金融、基础设施、政治以及网络外部性五个方面。障碍主要体现在：第一，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和“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叠加，影响人民币结算比例提升；第二，人民币和新台币不能自由兑换，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第三，人民币汇率波幅提升，使得汇率风险加剧；第四，跨境资本管制、跨境支付系统便利性不足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网络有待完善，导致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程度低；第五，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既不能提供较好的人民币衍生产品对人民币资产进行套期 保值，也不能提供丰富的人民币投资产品提升人民币收益；第六，美元的网络外部性限制了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基于调研发现，本文分别从贸易、金融、基础设施、政治、网络外部性等五个维度，政府、企业和银行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