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在客观上兼具财政和金融的功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就在于建立统一、协调的国债管理政策。国债与货币供给的联系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只要具备货币创造能力的机构（主要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购买了国债，债务的货币化就现实地发生了；另一方面，上述联系主要体现在央行储备货币发行机制的主权信用模式。国内有必要建立稳定的国债管理政策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国债政策；调整政府债券系列，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国债的期限结构应当多样化；国债市场的运行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需要；统一推进我国的利率、汇率市场化和健全收益率曲线的进程。

为分析一国经常账户恶化是否会加大国内资产价格波动，本文在Obstfeld & Rogoff（1996）（简称“OR，1996”）相关模型与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框架，并以G20成员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回归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 VAR）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恶化不仅导致G20 成员整体资产价格下跌，而且增强了国内风险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其次，经常账户余额由顺差转为逆差，这一现象对资产价格的负面冲击更为强烈；再次，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主要源自贸易渠道，非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则主要源自收益渠道；最后，经常账户恶化对美、中、日、德四大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与时变效应。

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货币走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历史峰值息息相关，伴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峰值回落，汇率动态增强。结合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协调下的生产能力扩张与货币化进程，揭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动态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机理。通过人民币汇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资本形成和货币化进程的联立方程求解，系统提供由其联合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动态演进。在本质上，人民币汇率动态，是与中国实体经济生产能力扩张和货币化进程相伴而行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情景看：（１）本币汇率升值对应的是资本形成的快速扩张， 货币化进程不断加速；（２）本币贬值对应的是生产能力的缓慢形成和货币化的逐步提升；（３）人民币汇率逐步趋向均衡汇率，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是经济新常态趋向长期均衡稳态之必然。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的讨论，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解决了状态空间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 年以来同步放缓，但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内部通胀的影响有限。因此，处理好“稳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是货币当局进行相应宏观调控的关键。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应用使数字货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电子化负债，其对计价、交易、支付以至货币政策传导等都存在深刻影响。本文以加拿大为例，重点分析加拿大银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实践，着重讨论加拿大贾斯珀项目如何测试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的适用性，同时分析如何将数字货币支付结算拓展至证券和外汇领域，并与外部合作进行跨境、跨币种支付试验。加拿大央行数字货币实践取得的积极进展表明，数字货币发行能力是维系央行功能的基础保障，但仍需权衡中心化管理体系与去中心化技术系统的匹配问题，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在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仍需深入研究与评估。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了复苏，预计2020－2021年平均增速将超过5.5％，基本恢复至原有增长轨道。但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也加速了中国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向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新的“双循环”战略转变，而调整和改革原有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是成功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