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对强国建设的作用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这一论断，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揭示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意义。

张晓晶、董昀所著《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强国》（见图1），作为广东经济出版社2025年重磅推出的七卷本“建设金融强国丛书”的总领之作，新近斩获第十四届金融图书“金羊奖”。本书基于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两个大局”，以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为主线，跳出西方金融学固有分析框架，深刻阐释金融强国的内在机理，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本书既梳理了全球金融强国兴衰的一般规律，又扎根中国历史文化底色、制度特征与发展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学理根基、擘画实践蓝图，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与鲜明的时代意义。

一、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理论框架

正如两位作者所言，建设金融强国并无现成的理论范本。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成为金融强国的先例。因此本书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便是较早从大历史观出发，提出了具有中国自主意识的金融强国理论体系。循着他们的工作，当下构建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理论框架，或可依托“一横一纵”的思路展开。

一横，核心在于打破单一学科的研究壁垒，避免“就金融论金融”。金融权力的生成、扩张与更迭绝非单一的金融问题，而是历史变迁、技术变革、国家治理、国际地缘竞争等多重要素深度嵌套的复杂系统。想要“破译”这一系统，至少应纳入以下四方面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把握好金融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确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根基；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储备货币格局变动等背后的全球金融权力的博弈逻辑；三是经济史学，以荷兰、英国、美国金融霸权更迭史为支点，提炼金融强国长周期演化规律，尤为重要的是分析历次产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关联；四是地缘安全研究，重点分析霸权国的“武器库”。

一纵，核心在于形成有梯度的理论“金字塔”。这个金字塔的底层是器物层面，对应“1+6”的金融强国核心要素（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及人才队伍），构成金融强国的制度基础与功能载体；中层是制度层面，涵盖国际金融权力结构、全球治理规则与金融开放安全机制；顶层是文明周期层面，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阿瑞吉体系积累周期、熊彼特创新周期、达利欧大国兴衰周期、图尔钦社会长周期演化等理论贯通，放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视野中考察。

二、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夯实金融强国精神根基

当前的金融研究大多局限于工具理性，普遍忽略价值理性对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底层约束作用。本书针对这一现象，鲜明提出“制度为骨架、价值为灵魂”的核心判断，试图打通金融制度建设与金融文化塑造的内在关联；这一思想与张晓晶研究员另一部著作《金融启蒙与金融强国》的核心命题一脉相承，构成理论上的呼应。

回望近代五百年全球经济史，系统性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冲击烈度随时间推移持续放大。表层诱因固然是市场监管、交易机制存在漏洞，但深层症结在于金融价值伦理体系的扭曲失序。西方金融体系以短期股东收益、资本增值为唯一评判标尺，放任投机交易泛滥、风险向外转嫁，持续催生资产泡沫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资本无序扩张等结构性矛盾。以此为鉴，我国推进金融强国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机构、市场、监管等制度层面的修补，必须同步补齐价值文化短板，培育适配社会主义制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金融伦理体系，构建以“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为内核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精神根基。

当前国内关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未来或可从以下两个维度纵深推进：

其一，深挖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系统萃取根植于华夏八千年历史的时间观、风险观与义利观。此类价值认知绝非浅层的经济观念，而是深嵌于民族思维底色的底层哲学逻辑。唯有透彻阐释其内在机理，方能精准把握“何以中国”的金融文明密码。当然，这也对研究者的历史视野、文化积淀与哲学思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其二，立足长时段视角，梳理历代王朝国家与民间金融的成败得失，客观辨析中西方经济大分流、金融大分流的制度及文化根源。研究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既不回避元代以后我国金融发展“沉寂五百年”的历史事实，也拒绝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矮化，力求从根源上把握中西方两种文明在金融领域分野的本质因素——而非仅停留于当前学界中国“人格化交易”与西方“非人格化交易”的表层区分。

三、走互利共生、内外协同的金融强国新路

当前，我国正走在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道路上。目标已定，只待路书。而两位作者给出的路书，在我看来可以用“互利共生、内外协同”八个字概括。

所谓“互利共生”，是中西金融文明最根本的范式分野，更是中国特色金融强国道路的本质规定。近代以降，荷兰、英国、美国三代全球性金融强国的崛起，始终延续霸权扩张的历史惯性：依托地缘垄断优势、非对称国际货币规则与危机跨境转嫁机制攫取超额资本收益，其金融秩序天然内嵌零和博弈的掠夺属性与排他特质。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看似戏谑，实则深刻揭示了西方金融霸权以本国利益绝对优先、向外系统性转嫁风险的制度内核。本书阐释的中国方案，根植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同观，以普惠共生、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取向，摒弃资本垄断、风险外溢的旧式发展逻辑，追求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均衡性与长期可持续性，践行“近者悦，远者来”的文明治理境界，重塑了大国金融崛起非霸权、可共享、可持续的全新文明形态。

如果说“互利共生”界定了中国金融强国的价值底色与文明特质，那么“内外协同”则明确了金融强国落地推进的战略方法论，集中体现发展与安全、对内提质与对外赋能的辩证统一。对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依托结构化、精准化金融资源配置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依托科技金融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借助金融调节分配功能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破解我国金融大而不强的结构性短板。对外，直面当下全球治理失序、美元霸权衰落（并带来极强破坏性）、单边金融制裁频发的外部格局，主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依托多边开发机构、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等，构建权责对等、公平包容、多元制衡的国际金融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