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鹏：很荣幸有这个契机能和三位老师在这里进行关于“中国经济和房地产未来展望”的讨论。首先，关于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压力和机遇，请三位老师先各自陈述下自己的总体看法。

徐高：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老师做这场圆桌讨论，我简单谈谈我的观点。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疫情，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今年二季度，各项经济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好在我们应对病毒的经验也比之前更加丰富了，经过二季度比较大的冲击之后，目前各项经济活动正在逐步修复。不过，考虑到病毒的高度传染性，疫情对经济活动的抑制和冲击可能还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除了疫情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房地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三条红线”等偏紧的政策触发了房地产行业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收紧，信用风险上升；另一方面，地产外部人士对地产行业的信心下降，表现为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惜贷，以及老百姓购房意愿推迟。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加强，致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现在地产行业处在近十几年来最衰弱的状态，情况非常反常。

到目前为止，地产放松政策虽然在逐渐推出，但似乎还不足以使得地产行业跳出恶性循环。在今年下半年，恐怕还需要出台更多放松的举措，尤其是在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方面放松的举措，以保证地产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平稳运行。

张明：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跟几位老朋友在一块交流，非常开心！

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着一定的滞胀压力，中国经济则是滞而未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我认为还是总需求不足。从“三驾马车”目前的数据表现来看，除了出口表现非常好之外，消费和投资表现都比较疲软。我认为导致消费和投资疲软的深层次原因是企业家和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不足。

消费起不来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下降，二是消费者信心非常疲弱。在收入下降、信心转弱的情况下，消费意愿会随之下降，耐用品的消费便会被推迟，这个耐用品可能是手机，可能是汽车，也有可能是房地产。如果微观主体的信心没有恢复，哪怕显著放开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的限制，也未必能够见效。对企业而言也是如此，很多企业家对未来感到无所适从，因此也会推迟投资决策。

从7月的金融数据可以看到，目前货币已经很松了，但是没有信贷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财政政策应该发力，在市场的微观主体缺乏支出动力的前提下，要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来激发信贷需求，来激发市场主体的融资动机。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了，因此只能靠中央财政来发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国内通胀还没起来的情况下，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双双发力来提振总需求，直至市场微观主体收入有所改善，信心得到提振，这样才能使得经济增长尽快进入良性循环。

丁安华：刚才两位已经讲得很全面，我都认同。我再做一点补充。三季度这轮经济反弹的力度可能明显弱于预期。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中央明确要求尽快拨付上半年发放的3.47万亿元专项债，推动专项债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而现在三季度已经过半，从高频数据来看，无论是上游的钢铁、水泥价格，还是工程机械利用率，并没有反映出来实物工作量。加之疫情的持续扰动，极端天气和限电影响等不利因素，我比较担心三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可能会弱于市场预期，内需疲软将进一步凸显为非常关键的核心问题。

付鹏：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外需目前从数据上看表现依然不错，但我个人还是比较担心外需可能已经开始见顶回落，因为欧美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需求高点可能已经出现了。如果此时影响中国投资和消费的几个变量不能够很快得到缓解，“三驾马车”可能也会出现相互影响的叠加效应。

刚才丁老师讲到了三驾马车中投资的问题，专项债发放下去之后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实物工作量，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丁安华：过去两年半，出口部门成为了中国经济运行当中最为积极的贡献因素。以今年二季度为例，GDP同比增长0.4%，其中净出口贡献GDP增长1.1个百分点，而内需则是负贡献。如果没有出口的拉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数字可能就没有这么靓丽。

目前看，出口维持较强的韧性，但我们要注意到可预期的变化——目前海外经济正在从通胀交易向衰退交易来演变。现在看起来，海外陷入衰退的概率越来越高，若真如此，外需则会明显转弱，我们的出口则会承压。

因此，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需要抓住时间窗口，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向内需转换。这显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

就投资的三个主要构成来看，房地产投资现在显然是负贡献；制造业投资有一定的韧性，但从金融数据看，企业中长期贷款显然是疲弱的；剩下的就是基建投资，这也是我认为推动经济恢复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今年政府债券发行的力度是很强的。但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专项债的拨付进度远远弱于预期，形成实物工作量不足，那么通过基建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恢复增长的力度也就不够，就业增长就会不足。这也可能是目前财政政策推动基建投资的一个难点、堵点所在。

付鹏：谢谢丁老师，把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面临的核心问题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解读。

关于居民消费，如果从数字上看，也不是特别乐观。我个人觉得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过高了，一旦收入和信心受到影响，债务问题就会成为居民部门的隐忧。所以，现在对整个居民部门来说，我觉得不仅仅是信心的问题，还有需要对过去十年加杠杆的行为进行偿还的因素在其中。关于这一点，徐高老师怎么看？

徐高：我个人倒没有那么担心居民杠杆的问题。

首先，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国民储蓄率到现在为止仍然超过40%，而中国以外的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大概只有20%。也就是说，中国的储蓄率是其他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的两倍。

储蓄要向国内投资转化，转化途径就是融资。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组成：大头是银行信贷，包括传统信贷、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等；其次是债券融资，现在债券融资包含地方政府专项债；最后还有股票融资，占整个社融比重不超过5%。所以很明显，中国融资结构是债权型融资方式为主导。随着储蓄向投资转化，债务自然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国杠杆上升有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再来看中国居民债务率。很多人讨论债务比GDP的比例似乎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债务是个存量的概念，GDP是个流量的概念，一个存量比一个流量的比值越来越高，这是很正常的。

更合适的债务衡量指标，应该是资产负债率。目前中国居民资产负债率还是相当健康的。居民负债主要是集中于房屋按揭贷款，其中首付比例较高，而且房价在过去十几年是持续上升的，所以就资产和负债的规模来看，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率是相当健康的，远远好于其他国家。

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因为宏观分析陷入微观思维的误区，从而就中国经济运行得出偏颇的结论。比如，现在对基建和地产的流行看法是，房地产存在泡沫，基建投资回报率低，难以覆盖融资成本，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在不少人眼中，基建和地产蕴含着不小风险，政策对其打压是防风险的合理之举。

但如果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发现基建加地产是一个成立的、而且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即中国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个模式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让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基建投资项目回报率低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一样。但这个低回报率体现在微观层面，看的是项目本身的现金回报率，而并未包含基建项目为社会创造的所有价值，包括地方经济的活跃程度，税收、房价、地价的上升等。

所以，如果不在宏观层面整体地理解这种商业模式，而将该模式中的各组成部分割裂地来看，就会把成功的经验误读成风险来源。伴随相关政策而来的，则是经济下行压力的明显加大。从宏观视角来看，当前的经济困局并非化解风险必须要经历的阵痛，而是一个长期成功运转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后的不良后果。

要解决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要在认识上纠偏，要认识到房地产和基建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成功增长的重要意义，要看到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商业模式，采取相应的政策调整，采取呵护的政策态度，才有可能让中国经济摆脱目前的困境。

张明：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首先，刚才丁老师谈到为何基建投资迟迟不见起色。我谈一些我的观察和看法。现在地方政府提振基建投资的动力还是很强的，毕竟要保增长，之所以专项债迄今为止没有充分得到使用，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专项债从审批到拨付到资金使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但还没有特别的政策来缩短项目经过环评、能评等流程的时长，导致地方政府要按期足额投放专项债资金变得非常困难。

第二，专项债不能用作基建项目的资本金，而当前大多数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很难拿出额外的钱来充当资本金。

第三，过去城投公司还可以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但现在城投公司不仅债务压力非常大，还面临着严控新增隐债与及时足额化债的监管要求，所以城投公司在当下也难以发挥作用。

上述三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目前基建投资不见起色。

这方面最近有一个新的利好政策，国开行和农发行设立了规模3000亿元的开发性政策性融资工具，其实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这一工具除了期限较长、成本较低之外，还可以用于补充重大项目所需的资本金。可以期待，这个基金在运行几个月之后，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基建投资。

换言之，如果想让基建投资起来，想让专项债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在项目资本金方面给地方政府更多帮助，或者要显著放松对城投平台隐债的控制。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刚才提到的居民部门杠杆率。从信贷数据来看，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速下滑明显，这是因为居民部门对未来收入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同时，居民部门对各类金融投资回报率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认为未来的潜在投资回报率要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时，居民部门不但不再加杠杆，反而会主动降杠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提前还贷现象的原因之一。

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首先，尽快推动经济恢复较快增长，改善大家对未来收入和就业机会的预期。其次，房地产投资恐怕短期内很难起来，目前来看，要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要靠基建投资。再次，要通过各种方式让老百姓看到，除了传统房地产投资之外，还有别的回报率良好的投资机会。通过这些方式多管齐下，老百姓就不会那么着急地去主动降杠杆。否则，如果基建投资、消费都起不来，出口增速再回落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就非常困难。

付鹏：大家在陈述各种观点的时候基本都会讲到一个话题，就是对房地产这条中国经济的“大腿”的讨论。是应该继续抱住这条“大腿”，还是这条“大腿”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我们继续沿着这个话题聊。刚才说到关于居民部门提前还贷的问题，也是近期关注的一个焦点，丁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丁安华：居民部门按揭贷款的提前偿还现象的确出现了，但总体看还是个例。我认为，出现这个现象主要还是重新定价的原因。因为房贷的利率下降比较明显，从再融资（Refinancing）的角度，部分业主是有可能采取先还高定价贷款、再借入低定价贷款的做法。这个做法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利率下行的时候，很多业主都会要求银行做Refinancing。

我理解，目前出现的提前还贷现象，并不完全是由于房地产资产价格下行带来的。总体来讲，目前房价还是有一定的安全垫，特别是一线城市。

在我看来，要理解提前还贷的现象背后的深刻背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不单单是体现在房贷上，而是整个居民部门出现的收缩性经济行为，表现在住户部门的贷款增长下行，但是储蓄存款增长上行。今年2月和4月出现了两次居民中长期贷款余额减少的现象，也就是说，2月和4月居民还贷多于借贷，这是在我们有统计数据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当然是收缩资产负债表的行为。

我认为，这几年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由于种种内外形势的变化，似乎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意识，这可能是导致居民部门收缩性经济行为的主要原因。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到，就业压力上升、年轻人失业、可支配收入在下降。没有居民收入预期的增长和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再加上过紧日子的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思想，居民部门的经济行为显然就倾向于减少消费、降低杠杆、回避风险。这可能是我们当前经济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化解这个问题，否则刺激消费就无从谈起。

我想说的是，要理解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更多观察居民部门行为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已经40多年的今天，家庭部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部门，但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着眼于企业部门的，比如减税降费、暂缓社保缴纳、对企业部门的补贴、补充企业部门的资本金、鼓励企业部门去融资等等。我们依然不太懂得如何针对居民部门来发力。这一点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我们多是补贴企业部门，西方则是直接补贴居民部门，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付鹏：关于居民部门的行为，在几年前我还专门做了一些研究，也做了一些数据和现实之间的对比。我和大家做个分享。

在过去十年，我大量走访各个阶层的居民部门，发现大家对于收入的概念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资、薪资、劳动报酬所得的劳动性收入，另一部分则是财产性收入，后者很显然与房地产密切相关。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部分，大部分可能也就是指房子。房子会带来典型的财富效应正向反馈——房价上涨的时候，居民部门便不那么在意收入增长快还是慢，消费行为往往比较大胆、前置。

如今，随着资产端（尤其是房地产）回报的预期大幅下降，本身就会带来很大程度上消费信心的收缩，提前还贷等现象可能也能从消费者行为的这个角度上去做一个理解。这是我做的一些小的调研。

刚才徐老师说到，投资和房地产本身都是很好的模式，理论上应该继续延续下去。那么要扭转当前局势，是否可以彻底重新回到老路上？可能面临的困境是哪些？

徐高：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究其原因，我认为是过于严厉的收缩性政策，包括针对地产行业融资的行政性管控政策，也包括对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打压，这些政策导致了整个经济内需的收缩。这些政策割裂开来看好像都有道理，但还是我刚才说的，宏观分析需要宏观思维，要把不同的因素合并起来看到背后真正运行的机制。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普遍呈现出需求过剩带来的通胀上升的态势，只有在中国是需求萎缩、生产过剩。这也反映了国内抑制需求的政策力度较为严厉。所以，当前经济困局的消除有赖于政策的纠偏。

张明：为什么当前微观主体对未来没有信心？除了疫情、俄乌冲突等外生性因素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两三年不同部门出台了很多具有宏观收缩性的政策。每一项政策单个来看都是合理的，但问题就在于，每个部门都认为是极其合理的政策，在短期内集中投放到市场上，就会产生合成谬误。大量收缩性的政策集中投放，容易让居民与企业部门感到无所适从。

目前很多民营企业对未来缺乏足够信心。考虑到民营企业吸纳了中国80%以上的就业，民营企业投资的收缩就会带来居民部门预期收入的减少和就业环境的恶化，消费、投资都会随之受到影响。

因此，要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当前的困境，很重要的就是要给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和信心，这就意味着要对某些具有宏观收缩性的政策进行调整。

那些政策本身不一定是错的，但是时间维度可能发生了问题，有些政策试图把中长期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方面，绝不能再出台新的具有收缩性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对过去的特定政策进行调整，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调了，房地产市场短期内未必能起来；但是如果不调，我们可能会看到房地产领域更多潜在风险的爆发。

付鹏：调了不一定能够扭转，但是不调的话，压力会更大，这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选择。再请各位针对当前的情况和下半年经济提些建议。

丁安华：我同意徐老师的看法，政策得纠偏，得适当调整。纠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边际上调整了，但有很多问题是长期的问题，我们用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做法来处理是不合适的。

短期来讲，还是要尽快推进已经形成共识的几个工具落地，包括刚才讨论的专项债、基建项目等，起码保证下半年经济能够有明显力度的恢复。这是当下比较容易做到的。

张明：首先，为了应对短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宏观政策还是要继续发力。我认为，下半年财政货币政策都应该保持比较宽松的水平，尤其是财政政策应该进一步放松，包括放宽2.8%的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以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家庭，可以直接发现金补助或消费券，也可以给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中小服务业企业进一步减税降费等。此外，短期内可考虑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甚至适当放松对地方平台隐债的监管，以尽快推动基建投资发力。

至于货币政策方面，客观来讲，短期利率已经比较低了，但是依然存在中长期利率进一步下调的空间。这既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可以降低财政发债的成本。

其次，要对具有宏观收缩性的行业监管政策进行调整。有些政策已经在调整了，例如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房地产政策、“双碳”政策等，都已经有了一些放松的迹象。

徐高：我补充一点。如果要谈建议，根本意义上就是要重谈两句老话：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另外一句是“实事求是”。

现在中美博弈之所以这么激烈，美国之所以把中国当成最大的对手，是因为我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现在经济又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

第二是“实事求是”，要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来探讨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是适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当一些人看到中国经济的市场运行出现了一些与预想不太一样的现象的时候，没有仔细思考这样独特的市场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有它的合理性，而只是用一些源自于西方经济学的结论来硬套中国的现实，最后事实上形成了对市场运行越来越深的干预。而这种对市场的干预又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市场化的倒退。因此，只有把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结合，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也才能真正找到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经济政策。

只有在这样的层次上去理解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对过去几年的认识误区加以纠偏，我们才能够延续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刚才付总问了我们好多问题，我这儿也有问题请教三位。近期大家能够感受到，在高温环境下，电力短缺问题好像又变得比较突出，经过这些年的电力建设，按道理我国发电量是大幅增加了，但为何近些年缺电的现象更频繁了？先请付老师谈谈你的看法。

付鹏：无论是煤电、水电、风电、光伏，传统能源结构受自然条件影响变动的因素是很大的。今年的气候又确实不太正常，北方狂降雨，长江流域反而一直处在高温干旱的状态，使得水电供应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缺电的情况又出现了。去年拉闸限电则是因为政策影响，所以最上游的供应端还是有很大的约束。

当然，任何能源的供应都是有先天不足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能源供应，既能够保证能源安全，又能够保证能源价格，还能够提供完美的能源结构。三者不可兼得。无论是传统能源，还是新能源，都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

很多人认为是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很严重的能源危机，但不是这样。这可能跟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洲的能源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俄乌冲突，只是个导火索，将以前积攒下来的很多问题一并暴露了出来。可能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欧洲在能源结构的调整上还要重新走一些倒车路，以维持能源安全。

中国用电量存在明显的波峰波谷，这意味着电力的供应端和需求端存在着时差。发电、输电从供应端到输送端解决了，但是需求端的使用和发电之间的时间上不一定是匹配的，中间需要大量的储能环节。简单来说，发电的时候，可能需求端没有用，所以需要把它先储存起来做调配。这个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发电在增加，需求端还出现缺电的问题。有很多的电可能是浪费掉了，这种浪费是不得不承担的。

徐高：确实能源市场非常复杂，头绪很多，长期、短期、供给、需求都有。接下来请问一下丁老师，我们国家其实也在讲双碳、能源转型，但是现在碰到了极端天气频发，如何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限电等问题？这是否会影响“双碳”政策的执行？

丁安华：长远来讲，“双碳”政策和“30·60”目标我们还是需要继续执行下去，但这项工作的前提还是需要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在我们技术还没有成熟和突破的情况下，包括新能源的储存、供应的稳定性等技术问题尚待解，我们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是不能够回避的。要多花精力在供给端的技术突破之上。

徐高：丁老师讲的，我非常认同。一定要先在新能源方面做加法，再在传统能源方面做减法，否则就会动摇能源安全。最后请问一下张明老师，限电问题和能源供给问题的出现，会对下半年的经济复苏产生什么影响？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应对？以及，在电力极端短缺情况下，能否根据供需情况调控电价，以达到调整需求的目的？如何推进我国电力价格市场化？

张明：这一次灾情影响的不仅仅是第二、第三产业，还有第一产业，因为整个南方今年的干旱情况都比较严重，农作物长势也很受影响。所以，四川、重庆等南方很多省份8月和三季度宏观数据可能不太乐观。

大家关于限电的讨论对我自己而言有三点启发：

第一，要实现能源安全，能源结构一定要多元化发展。我们过去觉得水电很安全，但这一次的旱灾暴露出水电也存在薄弱环节；以前我们老觉得煤电不好，但现在煤电大省的能源是可以保供的。

第二，考虑到未来地缘冲突可能加剧，煤电肯定还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项。可以提高煤电节能减排的标准，但是不能大面积放弃煤电。

第三，我认为电价下降是比较难的。现在中国的电力行业中，发电方是充分竞争的，但电网是垄断或垄断竞争的。而电费除了发电成本之外，还有很高的过网费。降价，降哪一端的价？是降发电企业的价，还是降网价？如果要降发电企业的价，这些企业本身就已经很困难了，去年很多煤电企业煤价和电价都是倒挂的。所以，谈到未来电价要不要市场化，这和发电、电网和配套行业的竞争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徐高：如果极端天气冲击只是短期的可能还好应对，如果未来一年比一年热，可能我们在能源供给方面就需要有更多新的应对策略了。谢谢三位老师，跟三位的交流让我收获很多。

付鹏：最后的收尾，我们回到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对于当下的情况，三位对普通老百姓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徐高：首先，作为普通老百姓，在宏观大势面前还是要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动。

就当下情况而言，如果对普通老百姓来讲，还是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尽管我相信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稳增长政策出台，但现在国内外经济确实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首先是要活下去，保住本金，安全性恐怕是第一位的。

与之相关的，要对投资回报率降低预期。在经济增速下行的环境之下，各类资产的回报率也会跟随下行，这个时候如果有号称可以提供较高回报率的资产，一定也伴随着较大的风险。在这种时候，还是要稳妥优先，静待春天的来临。在春天来临之前，要做好应对寒冬的准备，不要冻死在寒冬之中。

丁安华：我有两点粗浅的认识，也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随着中国可能已经跨过高速发展的阶段，人口结构也将出现一些变化，我们可能将从财富增长型的经济体过渡到财富管理型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财富的关心主要是在于经济的增长、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我们可能越来越关注财富的保障、管理、传承问题。

第二点，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可能将逐渐放缓，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需要提高资产组合的流动性，也就是降低流动性较低资产的配置比例，提高流动性较高资产的配置比例，以补充收入增长下滑可能带来的一些流动性问题。这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以，在金融产品的配置上，我们也要做好回报、风险以及流动性的平衡。

张明：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我觉得要认识到两个现实：第一，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长期可能已经结束了，未来可能会进入低速或中速增长期；第二，国内外金融市场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我的第一个建议，要尽量保住本金安全。保住本金意味着要多元化自己的资产组合，意味着要远离低流动性的产品，比如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房子的流动性下降得非常快，还意味着要远离中小金融机构的高收益产品。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前二十年高速增长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很难再回来了，未来我们财富增值的引擎可能大概率会变成金融市场，但是金融市场是普通老百姓很难把握的。这个时候，转换思路是非常重要的。用一个炒股的心态或一个长期投资者的心态去买股票和买基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个观点，可以用做债券的方式去做股票投资，例如选定一些好股票，在价格低迷的时候买一些长期持有，看中的更多是分红而不是价格波动。

我的最后一条建议是，不要太过于担心通货膨胀对家庭资产造成的潜在损失，不要太着急把手上的钱投出去追逐所谓的高收益率。最近二十年里，中国几乎没有发生严重的高通胀，房价的高速增长时期也快结束了。现在，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持币观望，等待资产价格进一步调整，或许是上策。

付鹏：非常感谢三位的观点输出，内容比较丰富，大家可以好好地吸收一下。因为时间的因素，本场圆桌论坛就到此结束，也感谢三位的精彩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