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李扬院长主持的项目发布，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也想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最后我再来回应一下麦肯锡朋友的一些观点。

现在说到中国的债务杠杆率，大家有一个观点基本是趋近的。总体上，我们的实体经济，也就是剔除了金融类企业以后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负债和GDP的比重，几个口径大体是趋近的，240也好、260也好，差别不是很大，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中国的总体债务率现在在全世界，无论是和发达经济体还是和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比，都处于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水平。李杨院长团队的结论认为对中国的债务率不必过于悲观，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当中，值得我们警惕的，或者说将来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一些影响的，或者是形成障碍的，主要是企业的负债率过高。总体的债务率全世界相比不算高。居民负债，去年以来居民负债加杠杆的速度很快，但它的整体债务率在全球相比并不高。

政府的债务率是不是高了？是不是有风险了？政府的负债水平是不是低估了，里面是不是有统计漏洞的地方，有统计不准确的地方？总之，（我们往往）把政府债务的风险看得很重。但是我认为，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中国政府的债务率，第一，名义债务率本身就不算太高；而且中国最大的特点，中国政府拥有很多欧洲政府在遇到债务危机的时候没用办法采用的方法，中国的政府手中拥有很多资产，这是可以变现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有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因此，这一问题我看并不是很严重，比较需要警惕的是企业的负债水平。

现在有很多统计数字，说中国间接融资比例高，所以导致企业的杠杆率比较高。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很多直接融资或准直接融资也是债务，比如说企业发债，大部分的购买者是谁？我们会发现，企业的中票、债券、短融很多在银行间市场中也是由银行持有的，这就从直接融资又转回到间接融资了，这一点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一个企业的债务率到底多少是合适的？刚才李院长提到有两个重要的指标我们是可以衡量的，一个企业的债务和它的利润比例，一个企业的债务和可付息收入流的比例，这个显然可以反映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或者整体企业的负债率，我是赞成的，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负债的状况，反映企业负债的风险状况。但关键是，在我们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如国有企业管理部门、私有企业的老板，并没有对企业设有目标，或者说有限额。法规上没有，实际上在管理过程中也并没有。现在只有金融企业是有的，银行有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巴塞尔委员会有规定，中国银监会有规定。因此，银行业的发展有多大的资本，才能相应的发放多少贷款。现在一味要求银行放贷款将来可能难以持续，因为银行的资本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但是企业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借到钱就能够不断的发展。现在企业的股权所有者，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政府，还是民营企业的所有者——民营资本的持有者，还是外商企业的股东，都要意识到，办企业要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将本求利”，要有一定的资本金才能把企业办好。你觉得这个企业很好，要把企业继续发展下去，就有义务、责任对这个企业进一步投入，要有资本金的投入；如果你认为这个企业不好，没有前途，你应该想方设法的退出市场；如果你认为这个企业不错想继续发展，但是一时又无力投入，你只能维持，或者按过去的说法，叫简单再生产，不应该追求马上扩大规模。但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股权持有者，无论是国有企业的股权持有者，还是民营企业的股权持有者，在这个问题上意识都不强。自己作为股东，除了有分红的权利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不断投入资本的义务，这一点是缺乏的，这也导致了中国的企业之所以杠杆率比较高、负债率比较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从法律上做一个规定，像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规定一样，来个企业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来个企业杠杆率不能超过多少的规定，但是我觉得企业所有者必须有个意识，你的债务水平和你的盈利能力的比例，或者再学术一点就是和息税前的利润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有这个意识，否则这个企业不可能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这个问题要从思想认识上进一步解决，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但是，现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这么多企业负债率比较高怎么办？怎么样既积极又稳妥的把杠杆率降下来，不至于出现大面积有希望的企业死掉、退出，这里面要积极稳妥地去杠杆，这个我是赞成的。但是我觉得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往往容易在去杠杆的问题上产生一些动摇。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去杠杆的理念，不能轻易的动摇，如果这个方向动摇了，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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