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首先代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特别感谢世界银行和麦肯锡的两位高级研究员，尤其要对德高望重的杨凯生行长能够参加这个会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这个会聚焦于中国的债务、杠杆，想探讨去杠杆的问题。我们已经提供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我写的去杠杆应综合施策，还有就是我们课题组今年推出的截止到2015年底的中国杠杆率的相关数据，以及初步的分析，由晓晶和常欣主笔。今天我们会有所侧重来介绍这些情况，我先就综合施策这样一个主题，就六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些探讨。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杠杆？现在通行的是债务比GDP，国际上也都用这个数据，这个有好处，数据比较容易得到、比较直观，容易和其他相关指标相联系，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债务是存量，GDP是流量，存量对流量之比，它的经济含义是比较模糊的，解释力有些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用其他一些手段，比如把债务和资产相比，这是我们团队一直在使用的方法。债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杠杆率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提高，借债的主体总是要做一些事情。我们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进行分析，就因为负债一定有资产，因此，必须和资产相联系，分析债务才有意义。这里有个技术性问题，有人会说，资产负债表是永远平衡的，拿一个永远平衡的分析架构来分析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经济现象，是不是有些欠缺呢？确实是这样。我们在国家层面上，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框架来分析这个债务问题，只是在一定意义上借助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使得分析更有逻辑性。关键在于，我们要确认有负债就可能会有资产这样的思路，从这个角度研究问题。我们团队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研究国家财富角度出发的。我们当时发现，中国GDP增长很快，但是财富积累极慢，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泥沙俱下，有很多虚的、假的东西、有水分的东西，存在大量浪费。十年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着眼点是财富，财富就是存量。现在债务问题突出之后，我们把研究的问题引申到整个国家的债务、资产和杠杆率方面。我们主张，特别是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联系它的资产来看负债，债务是多是少，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要看与它关联的资产是多是少，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如果没有资产，少量的债务都会出问题；如果有丰厚的资产，有很大的债务也不会出问题。在学术界，特别在西方的学术界，对政府债务问题都是高度警惕的，因为它有一个假定的前提，这就是：政府是不从事生产的，政府借债是用来消费的。特别像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借债通常是用来发工资的，或者用来发养老金的。这些资金发了就发了，并没有相应的还债安排，于是，这笔债就成为政府的硬负担。但是，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借钱主要是用来生产或投资的，它们的使用，通常会有现金流，会有资产形成。所以，结合资产来研究债务，或者说我们在一个完整的资产负债表的架构下研究中国债务问题、杠杆问题，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这和中国特殊的国情密切相关。这是我们首先要说的，我们为什么在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架构下研究债务问题。我们注意到，国外机构的研究大多只说债务，基本不提资产，我觉得这不容易看清中国债务的本质，尤其找不到中国处理债务的潜力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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