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2019年7月21日-22日，“中国金融改革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开幕。本次研讨会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共同主办，新浪财经提供媒体支持。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总经理屠光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研讨会上，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学术研究单位等多位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新阶段，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互联互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以及“发展金融科技，打造上海资管和金融创新中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研讨议题三：互联互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

主持人：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周振华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当前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态势、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的策略性调整、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转变有关。“长三角一体化”的本质是市场化，其核心问题一是要促进资源要素在区域内的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二是要在城市间形成合理的功能分工，三是建立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未来“长三角一体化”既需要硬件建设，如交通信息、商务、政策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又需要软件建设，甚至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待逐步推进。

王国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2000年以来的近20年，随着科技进步，总有一些人认为，这些信息科技的进步将颠覆金融，重构金融体系，从本世纪初的网络经济到2010年后的互联网金融，从2016年开始的金融科技到上个月美国脸书推出的Libra都是这样。但到今天为止，金融没有被颠覆，仍按照自己的逻辑在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我们的技术短板，应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和体制机制的关系一直缠绕着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补短板不是简单地技术上补短板，体制机制的补短板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短板，就是由体制机制造成的。因此，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体制机制改革恐怕要比技术进步更重要。

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以往的地方自发探索推进，进入到了国家推进的新阶段。长三角地区集聚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科创资源，已形成比较前沿且达到规模化能级的科技创新集群。围绕强劲活跃增长极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的战略定位，长三角地区必将在科技创新上布局更多前瞻性项目，并将在做大做强创新链，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上，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未来，长三角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趋势有三：一是将在联合打造全球影响力创新链上取得重大进展；二是将在创新链带动产业链、加快建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上取得更大进展；三是将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市场机制上取得有效突破。

左学金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建议由长三角三省一市政府发起成立长三角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今后可在三省一市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该银行的主要宗旨是支持长三角交通、能源、通信、生态环境和城市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跨行政边界的项目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资金筹集大概1000-2000亿元，考虑到上海是长三角中心城市，又是联结外部世界的主要窗口，其中上海出资占比为34%，三省各占22%。其领导机构为长三角投资银行董事会，由三省一市派代表参加。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向长三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贷款可分为公益项目贷款（低息或无息），以及正常的商业借款。投资银行下面可设立长三角基础设施专家委员会，加强对长三角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与建设研究，重点是跨省市边界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

倪鹏飞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长三角一体化虽然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大于风险，但问题和风险也需要客观分析和主动应对。第一个是一体的风险，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在治理机制上提前做好防范和布局，建立自动隔离机制、应急响应的机制和协同治理机制；第二是同质和平庸化的风险，一体化应是多样化组成的一体化，要提升竞争力的原则，扬己之长，借别人之力补自己的短板，求同存异，包容多样，一域一策、一地一策；第三个是规模报酬递减的风险，大锅饭和搭便车问题非常普遍，应简化组织体系，完善支收匹配，加强监管考核；第四是治理失灵的风险，由于缺乏制度基础和法律支撑，一体化存在治理真空，应完善治理体系，创新监管机制，建立保险制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地分化问题，点状发展往往会出现两地分化，要实现共同繁荣和“水涨船高”，需要促进网络集群发展，优化公共产品布局。

程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测度经济与金融一体化有两个难点：一是寻找反映“相关性”而不仅是“存在性”的指标；二是区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复杂反馈关系。基于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PAS）的数据，我们分析了长三角区域的资金流动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从而对长三角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状况做了一个特殊视角的评估。我们发现，长三角地区已经呈现出经济与金融一体化趋势，但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本地区省市之间的资金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作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在长三角经济金融运行的核心地位不够突出，在某些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仍不如北京。在江苏、浙江与安徽三省之中，江苏与上海的经济与金融联系最为密切。在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方面，浙江而不是上海体现出更强的引领效应。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它们的政策效应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

魏陆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长三角一体化的目标是建成全面贯彻创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城市群规模逐渐扩大，工作机制逐渐成熟，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离不开习总书记的大力支持。示范区应创新财税分享机制，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探索设立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度，过程中会面临财力基础、财税体制和招商政策的差异带来的阻碍，要注意加强顶层设计，在制度设计上应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徐明棋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辉煌、增长动力最强劲的区域，在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成为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关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同时，长三角一体化在发展中也存在区域发展缺乏协同配合，并伴有相互竞争、没有形成协同效应等问题。为此，他建议，第一，成立长三角联合产权交易所，提高其活跃度和知名度，打造长三角产权交易的一体化市场。第二，放开长三角区域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设置限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有竞争性的服务。第三，将上海自贸区FT账户拓展至长三角所有科创型企业，扩大金融改革开放成果。第四，整合长三角发展基金，提升协同和规模效应。第五，打通长三角区域社会保障，探索建立长三角养老试验区。

邵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地理的新格局表现在：西部是能源和地缘中心；中部是加速、产业转移、新增长引擎的区域；东部则是减速，转向城市精细化运作。城市化目的是形成新一代的城市群，最终能够使人口红利变成人力资本红利。大湾区的崛起不单单意味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还意味着能把周围区域的优质资源整合、配置，带来新一波的产业升级，为整个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谈及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他建议，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可以利用发行多币种长三角一体化债券来获得。长三角区域为人民币资产迅速增加提供了一条绿色通道，境外资金对这样一个类似于国债评级的金融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

研讨议题四：发展金融科技，打造上海资管和金融创新中心

主持人：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发展金融科技有助于应对经济数字化时代的挑战。由于金融科技变革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等特点有利于解决获客渠道、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传统持牌机构正在全面拥抱金融科技。科技与金融全面、深度的融合使得金融科技的身影已经渗透在金融业务的各个流程中，支付清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和市场设施的创新发展不断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新趋势。然而在探索金融科技的过程中，一方面不可高估其作用，避免重蹈互金覆辙；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对金融业务模式的冲击和影响。在利用科技进行金融创新的活动中，需要从监管和合规的角度思考如何利用新技术管理风险、降低成本，解决金融活动中的固有矛盾。在其研究和发展中，要以金融的本质看待金融科技，探究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规律。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资管行业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未来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我们要紧抓推动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关键要素，包括市场规范建立、中介服务完善、机构投资者建设，以及投资者教育；在最新金融开放政策指引下，取消或放宽对外资机构投资、外资中介服务的限制，继续扩大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在此基础上，通过产品丰富、渠道拓展、运营转变；打造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专业化投资能力；建立开放、多元、互补的生态体系，以及完善的交易市场体系，从而促进整个资管行业的大发展，使我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完善的直接融资体系。

张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从“易热”转向“易冷”，一个重要原因是购买力不足，这来自广义信贷增长放缓。广义信贷增长放缓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收入提高过程中自然发生了从资本密集到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密集型行业过了发展高峰期，信贷需求下降；结构改革政策不到位抑制了新产业的发展和新的信贷需求；金融体系发展跟不上产业发展也抑制了信贷供给。市场内生的广义信贷不足是个长期问题，光是靠货币政策支持还不够。政府信贷扩张是短期内保持广义信贷合理增长的必要保障。尽快理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划清基建投资中的政府和市场边界，为公益和准公益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辟更合理的融资渠道仍是当务之急。从长期来看，推进结构改革、让市场更有效是创造广义信贷需求的持久保障。

孙涛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蚂蚁金服罗汉堂资深总监

讨论金融科技问题有三个层次：一是围绕金融科技本身，以及它对传统金融行业、监管体系的影响来分析；二是跳出来看金融科技，它是数字经济，是与传统经济相对应的概念；三是跳出金融看金融，要思考现在是否开始进入使用数据来做金融的时代。中国在非金融类公司、家庭、银行等部门面临的风险较高，风险高企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和借贷双方不匹配。技术是驱动全球过去20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金融体系应该实现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数字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满足海量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王涛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监

随着我国进入提质增效的新时代，金融机构以往快速扩张的基础出现了巨大改变，特别是对于非主动管理规模的控制和压缩，对全行业都面临方向性的选择，转型改革的压力不断加大。不断推行改革创新是信托公司发展的活力源泉，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下，信托业将切实发挥制度优势，在转型发展中实现自我跨越。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既是信托业的发展基础，也是信托业的创新动力。基于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分析，业内基本达成共识，信托业未来发展走向将聚焦于私募投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受托服务等四个方面。在时代大背景之下，财富管理业务对于将国人财富留在国内，进而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