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政策变化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普遍化。以美国、欧盟、日本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出台了超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宽松、质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似乎超越于财政政策成为危机应对和促经济增长的基础政策。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框架中，量化宽松政策成为核心变量。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制机制，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具有前提性意义。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曲折历程，可为佐证。本文指出，只有在机制健全、运行正常的金融体制机制下，新的技术应用才会沿着正常、有效率的路径发展，才能产生正面、积极的效果。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

过去10余年，以金融控股公司为支撑的混业经营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大趋势，金控自身的发展甚至出现“野蛮生长”的态势。各大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大型民营企业、互联网企业等都纷纷抢滩金融控股公司。但是，由于没有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法律规范，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成为重要任务，而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在监管上更是没有先例。金融控股公司涉及面较广，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进一步强化对其规范监管是极其必要的。

截至2019年5月底，官方统计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9.89万亿元，较2018年底净增1.5万亿元，5个月内便有8%的增长，本就令人瞩目，加之还有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规模”的政策安排，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