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作为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的系列年度报告，秉承“记载事实”“客观评论”，以及“金融和法律交叉研究”的理念，系统、全面、集中、持续地反映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发展和改革历程，为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为金融理论工作者提供素材，为金融监管当局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8)》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组成。“总报告”有两篇：第一篇为“我国金融风险的类型、程度、比较与化解之策”，在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建议。第二篇为“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重大事件述评”，对2017年度中国金融监管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并对2018年中国金融监管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分报告”为分行业监管的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进展，呈现给读者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深度分析了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涉及网络互助计划、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区块链金融、资管产品增值税、系统性风险度量等。   关键词：金融监管系统性风险监管协调流动性风险

序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西风东渐”曾经有过几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其中，优秀的各科教材最值得珍视，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在金融领域，影响最大的教材当数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钱德勒的《货币银行学》、80年代末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托马斯·梅耶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以及弗里德里克·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1996年又翻译出版过该书的新版）。这些译本对中国货币金融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译本毕竟是“舶来品”，它们固然可以向我们传递金融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让我们认识该学科的最新进展，可以让我们了解别国金融体系的状况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这是我们学习金融学的根本目的)，总是有一点“隔膜”。这种状况，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国内学界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已越来越被人们感受到了。有鉴于此，中国的金融研究者们始终存有这样一个心愿：撰写一批既能够准确阐述金融学基本原理，又能够充分反映中国金融业实际状况的教材。 为什么一定要使金融学“中国化”呢?从最直接的原因看，这是因为，用纯正的中国语言、生动的中国案例表述出的金融学原理，肯定更容易让中国人理解。深入分析，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同时，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日益表现出它的有别于他国的显著特征。显然，总结这些变化，概括这些变化中所反映出的中国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律，应是中国金融学研究者们的历史任务。应当说，中国的金融学研究者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一个新的阶段：总结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经验，我们可能对整个金融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彭兴韵博士的这部书就是一个将金融学“本土化”的有益尝试。我粗粗翻看，感觉到这本书有如下四个显著特点。第一，综合性。在中国，长期以来，着重于宏观面的“货币银行学”和着重于从微观层面阐发金融运行规则的“金融学”是互不相干的。最近几年，国内很多学者，甚至是一些前辈，都在致力于做将两者“融合”的工作。这部教材正体现了作者在推动融合方面的考虑。第二，突出实践性。我们知道，金融学是一门致用之学。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阐述原理，还是解释现实，都应当密切结合中国的实践。在这方面，本书做了较大的努力。第三，前沿性。金融学固然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同时它又是一门十分年轻的科学。因此，跟上理论发展的时代步伐，是对一部成功教材的基本要求。这部教材有机地融入了金融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如金融的功能观点、信息不对称原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和金融交易新技术等，这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前沿性。第四，可读性。金融学固然重要，但毋庸讳言，它又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因此，用轻松的笔调深入浅出地介绍金融学的基本原理，尽量用我们身边可以看得到、感受得到的事例来阐明枯燥晦涩的理论，是对一部优秀教材的基本要求。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总之，本书是一部适合大学本专科学生、金融从业人员、在职研究生班学员、想了解和掌握金融知识的一般读者研读的教材。我愿向大家推荐它。 李扬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结构正经历深刻的调整与变化，经济发展正在从依靠增量投资拉动向存量效率拉动的转变，而特殊资产这种逆经济周期的行业，正是实现存量效率提升的关键行业。 特殊资产，业界对其定义为由于特殊原因而被持有或需要处置变现的，过度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导致其价值被明显低估、可能有巨大升值潜力的资产。本报告对特殊资产的定义为，特殊资产不仅包括狭义上的不良债权，也包括“价值被低估、具有较大升值潜力、有变现需求”的收益权、实物等资产。 根据其来源，广义的特殊资产分为实体集中暴露信用风险后的不良资产、涉诉涉案资产、企业改制重组或破产清算过程中需要处理的资产、企业应收账款、商账抵款资产、积压处置资产、营销噱头资产、其他亟须处置的资产（包括个人资产）等八类资产。根据特殊资产在阿里拍卖平台的数据统计归类，本报告将特殊资产分为金融资产与司法拍卖资产两大类。其中，根据市场参与主体不同，金融资产又分为银行金融资产（单笔债权与债权包）、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处置的金融资产，以及其他机构的金融资产。根据拍卖标的不同，司法拍卖资产则主要分为机动车、房产（住宅用房、商业用房、工业用房与其他用房）、土地等。 一、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 中国特殊资产行业的资产处置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政策性剥离与接收时期（1999~2005年），信达资产、东方资产、长城资产、华融资产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四大金融AMC”）于1999年相继成立，意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进行国企改革，剥离四大国有银行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该举措将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率由原先的45%降为25%。第二阶段，商业化转型时期（2006~2010年），四大金融AMC将收购范围扩大至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并开始股份制改革，信达资产、华融资产分别在2010年、2012年成功上市。第三阶段，全面商业化时期（2011年至今），“4+2”格局初现，两个市场（一级收购市场和二级处置市场）与中介链条日趋完备。 特殊资产管理行业的主要参与者，根据产业上下游关系，可分为特殊资产的出让方、特殊资产的协助出表方，以及各种提供相关服务的管理服务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拍卖公司、评估评级公司等）（见图1）。   上游出让方的主体为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出让单笔不良债权或债权包），同时也会有部分企业及个人参与（出让重组资产、涉诉资产等）。下游出表方主要由四大金融AMC与地方AMC组成，它们也构成了特殊资产出表转让的一级市场。由于存在严格的牌照管制，民营机构很难介入一级市场，更多的是通过“非直接”途径参与这一领域，由此构成特殊资产转让的二级市场，主要的介入模式包括：①与四大金融AMC或地方AMC合作，通过招投标、拍卖等公开方式及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从出售方购入特殊资产，再通过债务追偿、债权转让、以物抵债、债务重组等多种手段进行清收处置，以此获取收益，这一方式是目前民营机构的主要经营模式和盈利来源；②参与单一或低于10户的不良资产转让及管理业务；③接收非银金融机构（信托、证券、保险、基金）的特殊资产出让。 特殊资产管理服务机构的类型更为广泛，嵌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包括咨询服务提供机构（特殊资产的尽职调查、估值、竞价收购咨询、清收处置）、平台服务机构（在特殊资产的转让交易中，撮合资产与资金的对接、资产收购方与下游催收方的对接）等，其中也有部分更为主动的服务机构直接介入特殊资产收购、运营以及退出的全过程（特殊资产投资基金），并已经诞生了一些交易流水或处置资产的规模达千亿元级别的公司，如在诸多管理服务机构中，规模最大、服务范围最广的阿里拍卖平台。 总体而言，特殊资产行业处置方式主要包括传统的线下处置模式与一体化的线上处置模式。由于价值展现不充分以及市场信息不完善，传统线下处置模式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而借助信息科技手段，一体化的线上处置模式则可有效撮合资产供需双方，利用技术手段提升特殊资产信息采集、挖掘和分析能力，提供“价值发现”和“市场发现”的技术功能，切入特殊资产处置链条，进而提升特殊资产处置效率。 二、疫情时期的特殊资产行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各国经济以及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形成巨大冲击。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从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基本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糟糕的水平，并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从我国的调查数据来看，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同样较为严重。2020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及净出口均同比大幅负增长，应该在意料之中。不过，从结构来看，经济运行也还存在一些亮点，比如，疫情对农业生产影响相对较小，同比下降3.2%；传统服务业（如旅游、交通等)受冲击相对严重，但线上购物、娱乐、办公等行业逆市大幅增长，同比上升5.2%，服务业转型增强了经济的抗冲击韧性。此外，2020年3月国内疫情进入暂时稳定控制阶段后，货币及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效果显现，我国各项经济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反弹，预示着2020年之后的时间，我国经济增速将逐渐加快。但即便如此，在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经济活动都将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经济增速低迷将可能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常态，对特殊资产行业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供给方面来看，疫情之后，特殊资产（不管是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应收账款）供给可能会显著增加。从行业影响来看，疫情直接冲击的行业主要是以餐饮、旅游、交通运输和批发零售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特别地，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各地政府暂时关停了人员聚集的行业（如影院、健身房、量贩式KTV、游乐场等），或对上述行业的营业条件进行限制（如餐饮和银行网点等）。这些疫情防控所必需的措施，在短期内都对服务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这些产业甚至面临中长期的需求收缩。受旅游行业和人流限制的影响，交通运输和物流行业（如民航、公路客运、货运、出租汽车等）也受到了较为强烈的冲击。此外，由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办公习惯，加之企业现金流紧张，企业对商铺和办公场所租金的承受能力明显下降，这对商业地产的需求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从企业类型看，中小微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以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旅游业、商贸业等劳动密集型和轻资产的行业为主，上述行业中小微企业占全部中小微企业的比例超过70%，受疫情的冲击更为严重。 在上述影响下，预计疫情之后，无论是金融机构的贷款，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应收账款和债券等)，都将面临信用风险上升、违约率提高的情况。考虑到疫情影响持续时间可能会较长，相关风险上升也有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从银行业不良贷款看，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1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98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不良贷款生成速度有所加快，上升幅度显著高于资产增速。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91%，较2019年末增加5个BP，创2009年以来新高。目前银行不良资产仍面临一系列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疫情影响，餐饮、住宿、房地产、文化娱乐等行业复工复产延迟，导致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不良资产上升相对较快。二是监管要求银行做实不良资产处置，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强化监管和非标置换逐步完成，将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暴露。三是个人不良贷款压力显著加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918.75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较2019年末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考虑到疫情仍在持续，对经济、金融的影响也将转向长期，个人贷款有可能成为银行新增不良资产的主要来源。 在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方面，疫情也为市场主要参与者对非金融企业进行流动性援助和重组重整提供了机会。受疫情影响，部分行业、企业风险加速暴露，很多中小微企业停工停产，出现现金流暂时性紧张、纾困救急贷款需求突出、贷款逾期等问题。对于这类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在流动性援助、重整并购、上市公司资源获取方面的机会增加，低成本获取优质经营类资产更具条件。借助流动性援助式重组以及触发实质性重组，资产出让方享受注入资金的利息收入，而资产受让方则通过资产价值的提升获取收益。 上述这些情况，为特殊资产投资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而特殊资产行业的发展，有助于处置和化解相关风险，对提升金融机构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失，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监管部门根据特殊资产市场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加快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的客观需要，开始积极推进相关政策。 一是进一步增加持牌主体。2020年2月，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Oaktree(北京）投资管理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成为首家外资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2020年3月，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转型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获批，并更名为“银河资产”，成为第五家全国性AMC，专注于处置与金融市场相关的不良资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外资资产管理公司还有进一步扩容的可能，这对丰富特殊资产市场参与主体，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效率，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二是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处置门槛，扩大处置贷款的范围。在扩大处置主体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在积极开展试点，进一步放松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限制。2020年6月，监管部门下发《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意见稿》明确提出将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参与试点的机构包括六大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符合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及5家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同时，《意见稿》也明确，银行可以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突破了现行《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对单户对公贷款转让及个人贷款批量转让的限制，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综上所述，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和监管政策的积极推动，为特殊资产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行业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为全面反映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运行情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殊资产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特殊资产50人论坛，组织行业内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专家，围绕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生态体系，对行业发展历程、政策环境、交易情况、资产出让方、资产买入方、资产交易市场、互联网交易模式创新、特殊资产投资人、特殊资产处置模式及典型案例等各个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和介绍，并对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能够给监管部门、特殊资产业界，以及对特殊资产行业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报告的写作分工大致如下：序言（曾刚），第一章（吴锐、丁雅琦），第二章（杨水清、栾稀），第三章（冯毅、陈宇轩），第四章（戴志锋、陆婕、胡煜），第五章（任涛），第六章（吴语香），第七章（曾刚），第八章（吴锐、丁雅琦），第九章（胡顺涛、徐超、曾若愚），刘伟对报告全部章节的文字和图表进行了审校。囿于编者能力，加之特殊资产行业仍然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许多概念和分类可能失于严谨，部分结论也值得商榷，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疏漏之处，还请读者谅解。 曾刚 2020年7月于北京•京广中心

序言 2020年既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最后一年，也是三年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过去几年中，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推进下，我国的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一、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绩 一是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十三五”期间，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2016年以来，针对乡村振兴、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发挥各自优势，扩大服务覆盖面。 二是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便利性明显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是金融服务覆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金融供给、需求结构不平衡问题在区域层面的表现。金融机构通过设立特色支行、代理机构、流动服务点和自助服务点，不断向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拓展物理服务网络，扩大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达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99.20%，相比2014年末提高8.10个百分点；全国乡镇保险服务覆盖率达95.47%；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已达82.30万个，多数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村村有服务。另外，金融机构还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设立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直销银行的方式，打破物理网点约束，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渗透率。 三是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更加多样化。在信贷产品创新方面，金融机构分别从抵押担保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增信方式、支付结算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在抵押担保方面，不断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先后推出动产抵押、“两权”抵押贷款（即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知识产权质押等信贷产品。在风险分担机制方面，引入保险机构，有效转移了由自然风险、价格波动而引发的信用风险问题。在增信方式方面，通过融资担保、供应链金融的方式，有效提升借款主体的信用等级，解决小微企业和农户由于缺乏信用记录而无法获取金融服务的问题。在支付结算方面，针对小微企业、农户贷款需求“短、小、频、急”的特点，在授信、贷款使用环节进行创新，主要是贷记卡、惠农卡等模式，实现授信额度内贷款随借随还。 在服务创新方面，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和信贷成本。对于一些自身科技实力不足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以联合贷款的方式大大拓宽了自身的服务边界。在服务类型方面，金融机构强调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金融需求。例如，为客户提供消费性贷款，来满足用户的日常生活需求；一些银行还与电商平台合作，实现消费场景的延伸，或是直接搭建自己的电商平台，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还有一些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投资顾问服务，满足客户的财务管理需求；保险公司则运用保险科技，以较低成本扩大其风险保障范围。 四是金融消费者素养明显提升。近年来，国家先后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小微企业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全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3·15宣传周”等一系列集中性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并利用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将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面向学生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组织编写中学生金融知识普及读本、建设金融基础知识类开放课。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显示，2019年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64.77，比2017年提高1.06。 二、“十四五”期间普惠金融工作的重点 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广义普惠金融生态系统，进而更好地发挥各种金融功能，包容小微企业、“三农”、社会低收入群体等特殊群体。目前，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不过，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现已呈现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覆盖面较广、移动互联网支付使用率较高的特点，人均持有银行账户数量、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已达到国际中上游水平。 与此同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和机构发展不均衡，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金融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区集中的特征明显；农村金融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普惠金融宏观、中观和微观体系不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仍不完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未完全发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数字鸿沟”问题凸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高等。解决这些短板问题是今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和重点。 （一）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和传导机制 一是深化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引导督促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法人银行回归本源；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加快建设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有效匹配小微企业金融需求。二是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作用。三是鼓励发展合作金融。目前来看，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发展总体良好，但是农村信用社体系金融机构商业化之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组织的、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合作金融组织。事实上出现了合作金融真空，合作金融没有担负起“基础”的角色和作用，是农村金融体系最大的短板。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小微企业资本补充渠道。大力发展股权融资，进一步增强债券市场融资功能。 （二）完善、整合普惠金融的法规与政策 金融市场功能的完善及制度规范创新是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必须通过构建普惠金融的政策法规制度，营造良好的普惠金融外部环境。目前来看，我国的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仍然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从监管方面看，目前监管考核存在多个主体，监管指标设置和要求各不相同，不仅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也容易在实践导向上出现混乱。 此外，目前各方面对普惠金融领域（包括小微企业融资、“三农”以及金融扶贫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较多，但政出多门，在地方上分属于财政部门、农业部门、工信部门等，相互之间有交叉、重叠，支持标准不一，且都未能和金融政策进行很好的整合。建议从顶层设计角度，将各种政策统一规划，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将政策性支持与金融功能有效组合，有效地放大政策支持的杠杆，实现对普惠金融更为精准的支持。 （三）加强信息共享，持续优化社会信用体系 一是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征信体系需要涵盖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尽可能做到全口径，包括民间借贷记录、违规记录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征信记录。鉴于智能手机和网上支付越来越普及，互联网金融公司拥有相应的基于大数据的征信记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可联手互联网金融公司征信体系，并利用各政府部门拥有的数据，同时有序推进征信系统非金融信息采集，形成全新的征信体系。二是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信用信息来源。加快搭建并完善涵盖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海关、司法等部门大数据的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与信息跨层级、跨部门、跨地域的互联互通，尽快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三是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四）金融科技赋能，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8月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近几年金融科技工作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规划》的后续实施，将对金融机构的科技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在不断优化服务质量的同时，金融机构将会持续拓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推进智能化、场景化、综合化发展。并通过金融科技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成本较高、收益不足、效率和安全难以兼顾等问题。 从实践来看，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在普惠金融领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效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效率和服务下沉的能力。效率的提升，也为金融让利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未来看，金融科技在赋能普惠金融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建议监管部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继续鼓励金融机构在相关领域进行创新，在《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后续执行中，对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模式创新，以及与金融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能保持相对包容的态度。 （五）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教育、权益保护教育 普惠金融的持续稳定发展，有赖于普惠金融文化的涵养和支撑。金融教育是培育普惠金融文化的主要渠道。消费者金融风险意识、信用意识和契约精神，以及维权意识和能力是普惠金融发展的“软件”基础。目前来看，我国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仍存在较大短板，而金融机构也缺乏动力和资源去广泛开展相关教育。建议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牵头，建立长期性、系统性、多元化和广覆盖的金融消费者教育机制，持续、广泛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 为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领域的政策与实践，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在延续历年报告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专题研究内容（下篇），集结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务专家，围绕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六稳”“六保”、消费者保护以及金融科技等主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以期为读者掌握我国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报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人民日报党媒平台唐晓蓉、郭艺萌以及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程瑞副院长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囿于作者水平，报告中错误难免，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三季度，国内经济逐渐从新冠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中稳步恢复，商业银行经营业绩较二季度有所回升，各项风险指标也趋于平稳。2020年9月末，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62.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7%，仍保持较快增长。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3%，下降幅度较二季度有所收缩。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2.09%，与6月末持平，行业整体息差企稳，但农商行净息差今年以来仍下降幅度较大。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1.96%，较6月末增加2BP，仍然呈缓慢上升态势，其中股份制银行不良率稳中有降，大型银行继续保持较低水平，农商行的不良率则继续上行到4.24%的高位，不同类型的银行资产质量分化加大。商业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为179.9%，较上季末下降2.52个百分点，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力较为稳健，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则低于平均水平，风险抵补能力也出现了分化。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0.44%、11.67%、14.41%，较二季度有所回升。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覆盖率为138.67%，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分层现象日趋明显，流动性风险依然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要挑战。 从未来看，《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等启动修订，意味着银行业整体监管框架将逐渐成型，将重塑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运营边际，促使不同类型银行专注主业，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采取差异化经营策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新规（TLAC）的落地以及即将出台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将进一步强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意味着不同类型的金融主体，在开展实质相同的金融业务时，将按照一致性原则接受相同的监管标准。此外，仍需关注中小银行特别是农商行的风险处置，中小银行应通过处置不良资产、注资重组、同业并购、市场退出等多种方式积极化解风险。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