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税收收入增速大幅降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降，支出增速比去年略有降低。政府基金性预算收支增速比去年大幅上升，国有资本预算收入增长加快，社保基金收入负增长，支出继续扩张，累计结余负增长。综合来看，四本账综合财政收支逆差扩大，但数额低于年初预算，政府债券加快发行。因我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下半年经济增长恢复较快，财政收入也处于持续恢复过程，总体上看，我国财政运行状况出现超预期好转。 2020年财政运行需关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剔除地方政府专项债后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逆差扩大；二是政府债务负担上升；三是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仍较大；四是地方政府基金性收支扩张受房地产市场影响。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财政政策正常化，全面深化财税改革攻坚。 一是逐步实现财政政策正常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控制财政赤字率在3%以内，限制财政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快上升。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支持各方面疫情防控。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政府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性行业创新发展，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支持扩大消费，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发放购物券支持生活支出。巩固减税降费成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推动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三是优化政府债务管理。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稳妥有序推进债券发行管理创新。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考虑汇率、利率均衡，防止地方财政债务发行规模过大挤出民间投资，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适当增加外债。 四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划拨国有资产股份，充实社会保险资金。改革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资本市场，促进社会保险资金保值增值。 五是完善减税降费的制度建设。深化税制改革，降低企业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加快遗产税和房产税立法。用足用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做到应退尽退，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适度提高盈利水平较高的部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保证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和财政非税收入可持续。 六是积极防控地方政府潜在债务风险。重点监测财政风险，完善财政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财政收支困难加剧的局部地区及时采取措施，地方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完善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制度，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按照融资平台公司实体化市场化转型实施意见规定的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一、监管动态 （一）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 为推动有效实施《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银保监会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根据《办法》授权，从以下方面细化审慎监管要求：一是落实风险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关键环节外包。二是明确三项定量指标，包括出资比例，即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集中度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25%；限额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50%。三是严控跨区域经营，明确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此外，进一步明确信托公司参照执行《办法》和《通知》的规定。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督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办法》和《通知》要求，不断提高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审慎合规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广大人民生活。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一方面，《通知》提出的各项要求，有利于商业银行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实现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会引导各机构维护存量业务的连续性，不增加客户融资成本、不降低客户服务质量和标准。从长远来看，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持续规范，有利于增强对实体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支持力度，不断满足小微企业和居民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 （二）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保险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管理，合理设置任职资格条件要求和任职资格审批范围，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服务，2月25日银保监会起草了《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共56条，主要规定了需经任职资格核准的人员范围、任职资格条件、核准程序、监督管理要求及法律责任等内容。重点缩减行政审批事项，省级分公司以外的其他分公司、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及总经理助理，支公司、营业部经理无需任职资格核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跨区域、跨机构流动过程中部分情形无需重新核准。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在取消“董监高”任职资格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银保监会以《办法》形式就保险企业“董监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作出调整。一方面，《办法》是银保监会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办法》提出对保险公司拟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考察，是对“董监高”能力的新型考察形式，也是对取消“董监高”任职资格考试的有力补充方式。 （三）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银保监会起草了《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于2月26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共五章三十条，包括总则、恢复计划、处置计划、监督管理和附则。《办法》明确了恢复和处置计划的概念，强调其是机构与监管部门在危机情景中的行动指引。《办法》明确了依法有序、自救为本、审慎有效、分工合作等四项原则，强调有序恢复和处置，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办法》规定适用范围，明确了金融机构内部的治理架构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办法》规定了恢复计划、处置计划的主要内容以及实施流程。《办法》还规定了监管部门开展可处置性评估、提高可处置性等监督管理方面的内容。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办法》立足于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从制度上预先筹划重大风险情况下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和股东责任，强化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意识，持续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办法》借鉴了国际金融监管良好实践标准，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有助于补齐制度短板，提高监管统一性和一致性。 二、观点聚焦 （一）彭文生：芝加哥学派“行为逻辑”更适用于平台反垄断监管 日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发表专业文章讨论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彭文生表示，平台反垄断已成为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共同动向，但美欧反垄断理念不尽相同。美欧均称保护竞争，美国较重视保护竞争机制，而欧盟则更注重保护竞争者。 彭文生认为，相比传统企业反垄断而言，平台企业带来的新困难在于比较难清晰地定性或者定量界定市场范围，芝加哥学派的逻辑更适用于平台反垄断，应以行为监管为主，保护市场竞争机制，依据静态份额来评判平台的市场势力并不妥当。 为推进平台反垄断，彭文生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将研发投入强度作为评判平台垄断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二是重视震慑性执法，防范平台龙头的机会主义倾向；三是结构拆分为辅，区分实体和金融平台巨头化；四是行为监管为主，提升市场可竞争性。 （CF40论坛） （二）王春英：1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1年1月份外汇收支形势回答了记者提问。王春英表示，1月份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主要指标表现看，银行结售汇顺差408亿美元，环比回落39%；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488亿美元，回落10%。 跨境双向投资活跃。资本项下涉外收支双向交易均保持较高规模，总体均衡。直接投资涉外收支延续净流入。证券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出，其中外资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416亿美元，港股通项下境内主体净买入香港股票折合401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在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基本面支撑下，当前我国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更趋活跃，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展望未来，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基础没有改变，外汇市场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证券日报）

一、险企员工实名举报公司领导造假贪污 2月24日，中国人寿员工张某某实名举报“中国人寿嫩江支公司领导孙某刚造假贪污问题”，中国人寿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门调查组赶赴当地开展全面调查。根据张某某举报信，主要举报的问题包括：“长险短做”骗保客户，套取高额奖励，给客户保单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虚假增员，虚挂人力套取公司奖励及费用；虚列费用，作假账套钱。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19年12月，中国人寿嫩江支公司因虚列费用被黑河银保监分局连开4张罚单，被罚款10万元，孙小刚也被罚款10万元。此前，中国人寿多个分支机构也因虚列费用受到处罚。例如，1月15日大兴安岭银保监分局发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兴安岭分公司因虚列费用，被处罚款12万元。1月16日吐鲁番银保监分局发布罚单显示，因存在以直接业务虚挂中介业务套取手续费的问题，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吐鲁番市中心支公司合计被罚6万元。（经济参考报） 二、“三条红线”后 房企首轮退市警报拉响 今年1月末，因财务指标不佳，绿景控股、中房股份、云南城投三家房企先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这也是“三条红线”管理政策出台以来，首批遭遇退市风险的房企。表面看，三家公司遭遇退市风险的原因，在于去年12月开始实施的退市新规。但在这背后，是中小房企在监管趋严、竞争日益激烈背景下的生存困境。这三家房企的销售金额和营收水平均排在百强之外，近年来，三家企业都在实施转型，但效果似乎不佳。从业绩预告看，这些企业的年度业绩将大概率出现亏损。其中，云南城投在2020年度期末净资产甚至为负。可以说，即使没有退市新规，这些企业也已接近退市边缘，或者沦为壳公司。去年8月，以“三条红线”为主的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政策推出。该项政策在对房企负债实施量化管理的同时，也使中小房企的“弯道超车”成为不可能。年末，A股退市新规出台，大批基本面不佳、又难以做大做强的上市房企，面临的“保壳”压力骤然增加。（21世纪经济报道） 三、15款金融类App被点名 据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官网2月23日消息，215款存安全隐患问题App被勒令整改，其中包括12款金融理财类App，具体包括白熊保单管家、布谷农场、分期乐、广金所、合众e贷财富等平台。另有7款前期通报App存在未整改或整改不彻底情况再遭点名，其中也包括3款金融类App，包括深圳市顺恒融丰投资有限公司旗下顺丰金融App、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旗下中邮钱包App在内的3款金融类App被列入其中，3款App曾在2020年被通报。从通报情况来看，本次通报的App侵害用户权益的典型表现占比最高的是未列明App所集成第三方SDK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占比为60%，此外，还有提前申请获取终端权限、未提供有效的注销账号功能等问题列入其中。在本次被点名的12款金融理财类App中，9家机构“踩雷”未说明收集信息用途，即便是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也难逃质疑。（北京商报） 四、比特币价格上演罕见“过山车”行情 今年以来，比特币价格直线上升，2月份以来更是“高歌猛进”，突破5万美元大关，一度大涨至58335.10美元/枚。本周，比特币上演了历史罕见的“过山车”行情。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比特币价格大幅回调，跌至5万美元以下，跌幅超过15%，超50万人爆仓。24日，比特币反弹，收报49705.33美元/枚，日内涨1.78%。25日，截至发稿，价格重新站上50000美元/枚关口，报50254.44美元，现涨1.17%。目前，比特币市值为9366亿美元，已达到黄金市值的10%，占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第6位。近一年来，比特币市值暴涨432.27%，然而，世界的某些角落，却因这款虚拟货币而陷入供电危机。就在比特币价格大幅波动的当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随即发出警告，比特币作为高度不稳定性和非合法性交易手段，可能导致投资者可能会因比特币交易而蒙受潜在损失。同时，当前比特币投资表现出“高度投机性”，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均存在重要隐患。（每日经济新闻） 五、美债收益率超预期急升 警惕市场共振风险 近日美债收益率快速攀升，上行速度大超市场预期。本周五，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1.40%关口，最新为1.415%，为2020年2月以来首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向来被定义为全球风险资产定价的锚，春节以来，该收益率大幅攀升了20%，恰好回到了去年2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引爆金融市场大暴跌的水平。国债收益的飙升，意味着各种借贷成本的上升，会带动按揭抵押贷款、信用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乃至所有商业贷款的利率一起上涨。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出现债市收益率上行的趋势，应警惕恐慌情绪蔓延导致的金融市场共振风险。他们认为，美债收益率陡升后，市场风险偏好料将发生变化，或致资金逐步从权益市场分流，加剧全球市场震荡的幅度和频次。（财联社）

IMF 数字货币时代公共货币和私人货币可以共存 当今世界以双重货币为特征，在中央银行发行公共货币的基础上，各种类型的银行、电信公司或专门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也发行私人货币。虽然这一体系兼顾了私人部门的效率及公共部门的稳定性，但是效率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双重货币体系将如何继续发展成了重要的命题。报告首先论证了这一双重货币系统的合理性：私人货币具有创新性更强、更便捷且适应性更强等优点，而央行货币的存在使私人货币具有更广泛的交换范围，保证了私人货币能具备一定的价值存储功能，并降低了私人货币带来的风险。其次，在双重货币的数字化时代下，央行货币面临着三个挑战：(1)央行需要保证其数字货币处在结算技术前沿，成为用户主要的、首选的数字货币形式；（2）用户的需求和预期变化迅速且更难预测，因此货币可能需要频繁地重新设计架构；（3）央行需要对私人货币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合理地管控。最后，报告指出，面对这些问题，央行可以选择与私人部门在以下两方面展开合作：第一，央行可以开放央行货币的权限，鼓励私人部门在央行货币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设计；第二，央行可以承认其他私人数字货币，以此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来保证货币系统的结算及稳定性，并通过其他数字货币来实现更广泛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系需要完善的货币发放许可体系及监管体系，来实现运营韧性、消费者保护、数据隐私、审慎稳定等目标[1]。 结构性因素与央行信誉压低了通胀风险 去年年末，全球84%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低于预期，这也使大部分经济体可以继续通过低利率和政府支出来支持经济。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从2009年的10%跌至2019年的3.5%，但其通货膨胀率基本保持不变。IMF报告指出，在这种趋势下，哪怕是新冠援助计划，也很难导致通胀风险。吉塔·戈皮纳斯指出，这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活动脱钩的现象主要是由三点原因导致的。第一，全球化趋势限制了可贸易商品甚至是部分服务的通货膨胀。第二，企业通过自动化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成本。同时，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企业拥有较高的利润空间。因此，市场能够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吸收逐渐提高的其他成本。第三，央行的独立性及其良好的信誉使通货膨胀预期基本维持在央行目标水平。尽管通货膨胀率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减弱，但是政策实施时，决策者依旧要遵循稳健的准则，这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尽管通胀风险较小，但目标明确的政府支出在实现同等就业率、生产率目标的情况下，带来的债务累积较小，也能为未来的货币政策留下了更大的政策空间。第二，由于当前的经济情况前所未有，仅仅依赖过去的经验进行外推风险较大。第三，在疫情期间，发现新病毒变种、通货膨胀率波动以及央行比预期更早地加息这些事件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甚至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2]。 PIIE 布兰查德对1.9万亿美元新冠援助计划的担忧 PIIE高级研究员奥利弗·布兰查德认为，疫情下的经济刺激需要很大的力度，但拜登政府1.9万亿美元的新冠援助计划过大，可能会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他通过三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第一，通过援助计划刺激需求不能解决产能问题。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供给限制，美国潜在产量大幅下降，并且会在今年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在低点。通过增加需求能填补的产能过剩远低于90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2020年四季度对美国产能过剩的估算）。第二，政府低估了转移支付带来的乘数。原有的估算认为，不考虑其他潜在需求及拜登政府承诺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援助计划乘数为0.3时，该计划可以在不使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解决产能问题。估算乘数偏低的原因在于认为大部分家庭收到补助后会选择存款，而非消费。然而，布兰查德对此预设表示质疑。新冠援助计划的目的在于帮助家庭满足其本身无法支持的需求，因此，家庭不会消费的预设与计划的目的不自洽。同时，家庭储蓄的一种方式是偿还到期的租金，而房东则会将很大一部分租金用来消费，这就进一步表明乘数可能被低估。第三，援助计划的支持者认为，哪怕经济过热的确发生了，它也不会导致高通货膨胀率。但是布兰查德则认为，尽管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很强的粘性，但是如果经济过热，那么通货膨胀预期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动，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进而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运行困难，这将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威胁[3]。 美联储 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 尽管疫苗接种计划为今年经济回复常态带来了希望，但疫情仍然严重影响着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 2020年上半年，美国GDP总计下降了10%。随着社交距离政策的放松，且企业、家庭逐渐适应了疫情的经济条件，部分经济部门迅速恢复，失业率快速下降，但该趋势在2020年晚秋、初冬时期有所放缓。根据目前的估算，去年四个季度GDP总共下降了2.5%。2021年1月，就业人口比疫情前少了1000万，失业率保持在6.3%高位，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仍在低谷。尽管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通货膨胀率有所反弹，但目前通货膨胀率仍旧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2%的长期目标。其中，12月的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为1.3%，核心通胀率为1.5%。自2020年春季以来，金融状况明显改善，总体上保持宽松，但是对于信用评分较低的家庭和小型企业来说，融资条件仍然相对紧张。 在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下，FOMC从去年三月起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维持在0-0.25%的范围内，并进行资产购买，每月增持美国国债800亿美元，每月增持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400亿美元。在2020年下半年，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变化作出响应，修改了货币政策框架，指出美联储的目标为尽量消除实际就业率与最大化就业率的差距，并实现2%的长期平均通货膨胀率水平[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Tobias Adrian, Tommaso Mancini-Griffoli, “Public and Private Money Can Coexist the Digital Age,” https://blogs.imf.org/2021/02/18/public-and-private-money-can-coexist-in-the-digital-age/ [2] Gita Gopinath, “Structural Factors and Central Bank Credibility Limit Inflation Risks,” https://blogs.imf.org/2021/02/19/structural-factors-and-central-bank-credibility-limit-inflation-risks/ [3] Olivier Blanchard, “In Defense of Concerns over the $1.9 Trillion Relief Plan,”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defense-concerns-over-19-trillion-relief-plan [4] 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Policy Report- February 2021,”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2021-02-mpr-summary.htm

后记 本书是继《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2015，2018）之后的第四本专著。自2011年开展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以来，于今已有十个年头。回顾这一历程，不禁感慨系之。 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刚起步时完全没有头绪，只能找相关文献，“照葫芦画瓢”。而且一开始编制出来的还不是标准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主权资产负债表只是一个简表，各部门资产负债表数据与加总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还不能完全吻合。最后算出的结果心里也没底，还要借助理论逻辑来印证“大数”的可靠性。 编制过程中的争论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外汇储备是不是政府的资产（事实上是政府发钞票“花钱”换来的）？养老金负债是否直接进入国家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中是直接纳入国土资源价值还是仅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价值？此外，如何在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中合理区分出国有与非国有的占比，也面临估算方法上的困难和争议。 随着研究的推进，特别是与同行的交流，大大增强了团队的自信。一方面，与国家统计局核算司、中国人民银行调统司等政府机构间的交流。官方估算数据以及相关方法的考量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包括与皮凯蒂（Thomas Piketty）领衔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团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Global Debt Database, GDD）主要负责人芭迪亚（M. Moreno-Badia）女士领衔的团队以及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的交流。国际同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这样有助于我们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过程中既考虑国际标准，也考虑中国国情，从而在国际比较时能够较好地把握分寸。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编制了自2000—2019年共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些数据成为分析研判国家能力、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的权威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已经进入国际知名的CEIC数据库，这一方面拓展了相关数据的传播使用，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我们在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本书由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诸位同仁共同完成,刘磊博士在数据整合与协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最后由本人负责统稿和修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项目成为团队合作的榜样，并且每次编制都会有新生力量加入，相应地，团队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全书章节分工如下：第1章（张晓晶、刘磊、邵兴宇），第2章（李成），第3章（汤铎铎、郭建成、李正），第4章（刘学良），第5章（刘磊），第6章（张莹），附录1（李成）。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一直以来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系列著作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副总编王茵、责任编辑王衡的辛勤付出！ 都说“十年磨一剑”。相信我们这柄国家资产负债表之剑，经过十年的磨砺，锋芒已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