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已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优劣分析

2019年实体经济杠杆率245.4%（由于GDP上调，2018年实体经济杠杆率比原口径下降了4.4个百分点），比上年上升了6.1个百分点，四个季度分别上升了5.1、0.7、0.9和-0.6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在一季度出现了大幅攀升，二、三季度增幅回落，四季度出现了增幅下降，整体呈前高后低态势；这与经济增长的态势基本一致。 分部门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全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仍然是总体杠杆率攀升的主要驱动力。政府部门杠杆率全年上升了2.1个百分点，相对于前些年也算是增幅明显。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全年仅上升了0.3个百分点，除了第一季度有较大幅度攀升，后三季度增幅都是下降的，企业部门仍然属于去杠杆进行时。金融部门杠杆率，以资产方统计全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以负债方统计则上升了0.2个百分点。总体上，金融部门杠杆率趋于稳定，金融去杠杆或将告一段落。 2017年宏观杠杆率仅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18年甚至下降了1.9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依照前两年的稳（去）杠杆路径，2019年宏观杠杆率的攀升有些意外。不过，鉴于中美经贸摩擦加剧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2018年去杠杆太猛产生较大负面作用需要纠偏，2019年杠杆率出现较快上升，亦在情理之中。而且，全年6个百分点的杠杆率增幅，只及2008~2016年年均杠杆率增幅的一半，这样的成绩仍属来之不易，体现了政策当局的定力。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经济增长面临更大压力，宏观杠杆率上升幅度大概率会高于2019年。初步预测，2020年宏观杠杆率或将上升10个百分点。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券，统计了2005年至2018年我国各省、直辖市的地方政府债务，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分布特征、经济效应、影响因素以及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分析。 本文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表现为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杠杆率较高，地方政府负债的经济效应较低。根据存量地方政府债务预测，未来几年各地都将进入偿债高峰，以财政自有收入衡量，经济落后地区偿债压力尤其较大。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一方面根源于地方财政收支的区域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自有收入/GDP较低，财政支出/GDP较高，同时，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较差；另一方面，这又同我国“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财政体制有关，这种体制造成严重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并导致“债务下放”——我国政府债务结构呈现出地方政府债务远远超过中央政府债务的“央地不平衡”。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在财政层面，需要优化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强化地方财政纪律；在金融层面，则可以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自有收入和财政支出效率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债务融资机制。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借鉴国际发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升养老保障供给能力。其中，养老金投资是近年来议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聚焦澳洲超级年金的产品设计，对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包括产品类型、资产配置、投资期限、风险特征、业绩基准、费用收取等方面，这对我国养老金产品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超级年金账户设计以及税收安排等内容，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和顶层制度设计也有诸多启示。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2019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主要宏观指标均处在年初预定的目标范围。如果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已经卓有成效。当然，一些突发事件仍有可能冲击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春节期间的出行和消费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并对全国物流、人流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全国复工复产时间被迫推迟。总体来看，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但其对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冲击不容小觑。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处于4.0%~4.9%的区间，如果疫情在一季度末得到有效控制，则后续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较快恢复。 此次疫情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而且其冲击带有明显的地区、行业和群体差异。从地区分布看，如果将全国省级行政区按疫情严重程度划分为五个层次，则疫情最轻的第五层次地区，部分企业的产值或营收一季度损失率约为11.7%，全年为2.8%；第四和第三层次地区一季度和全年损失率分别为20.0%和4.8%；第二层次地区一季度和全年损失率为28.3%和6.8%，而处于第一层次的湖北省一季度损失率可能超越70%，全年损失率约为17%。受疫情影响，全国经加权的部分企业产值或营收一季度损失率平均约为24.0%，全年损失约5.8%。从结构和行业看，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增速受疫情影响会出现更快下滑，但疫情过后服务业增速的反弹速度也较快，表现出“大落大起”的特征，而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林、牧、渔等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则相对较小。从疫情冲击的企业类型来看，疫情冲击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清华大学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团队最新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58.1%的中小企业营业收入2020年将下降20%以上；账上现金仅能维持两个月以内的中小企业超六成；员工薪资和五险一金、租金及利息支付成为目前中小企业最主要的支出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央政府针对疫情防控采取了多项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各地也纷纷推出相应的支持性政策，包括在全面复工前，及时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而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的企业，“不断贷、不断社保、不断煤电气水、不断服务”并做到“减免利息、减免房产税、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房租”等。在地方结构性政策基础上，中央政府针对疫情冲击还需推出相应的结构性支持政策并适时扩大总量政策力度，保持经济被冲击后能较快恢复到原有增长轨道。结构性政策主要用于支持相关受损地区、行业和群体，而总量政策主要用于恢复，这应该成为2020年的政策主线。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过去的一年，国际金融市场总体呈现一种背离，即衰退预期与风险偏好的并存。一方面，出于对经济衰退的预期，收益率水平与收益率斜率均呈下降趋势，主要发达经济体一度还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另一方面，市场对风险资产又存有较高偏好，股市普遍上涨，信用利差维持在低位，杠杆贷款增速较快，且信贷标准有不断降低的迹象。 究其背离的根源，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长周期的下行期，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导致利率中枢持续下行；而另一方面，低利率环境与货币当局的流动性救助又使得市场难以断舍对于风险的偏好，市场处于一种高总量水平的流动性紧平衡状况，流动性的松紧状态十分依赖货币当局操作的边际性变化。同时，风险偏好的上升甚至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市场对于经济形势的预判。 低利率环境会迫使资本进行收益率追逐，从而Carry Trade大行其道。全球非金融企业海外融资结构中债券融资比重上升，使得资产组合的调整很可能成为风险跨市场传导的一个重要渠道。大量资金以Carry Trade的形式流入新兴市场，使新兴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融资环境变化的冲击。2020年，需要格外关注信用价格、主要融资货币流动性以及美元流动性的变化。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2019年12月19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承办的金融监管沙龙第7期“金融市场风险与应对”，在北京成功召开。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阶段，与实体经济的下行与结构调整相对应，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也持续上升。本文分析了目前影响中小银行信用风险主要因素，建议采取聚焦主业、实行精细化管理、加强内部协调等措施来化解中小银行信用风险。

近两年，随着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全国联网，为推进房产税改革扫除关键技术障碍，政府工作报告近两年连续提出要“推进房产税立法”，措辞从“稳妥推进”变为“稳步推进”，因此房产税改革有所提速，引起人民的普遍关切。房产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税制设计中需充分考虑到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以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利，取得改革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