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理解，消费的扩展与升级取决于社会经济进步和人的自身发展程度，消费的量与质实质是“人的现代化”的货币支出表现。因此“十五五”期间，宏观政策应当加快转变，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以实现人群平等、分配公平、工作有尊严、民生有保障，全面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至于消费选择问题，应当是水到渠成的。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也是增长的起点。消费不仅取决于持久收入和预期，而且来自消费者个体的自主选择。消费刺激政策，或可以带来一时的、局部的消费热，但其实质是以当期消费挤占未来消费，挤出效应明显，所以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理解，消费的扩展与升级，取决于社会经济进步和人的自身发展程度，消费的量与质实质是“人的现代化”的货币支出表现。因此“十五五”期间，宏观政策应当加快转变，更加注重“投资于人”，以实现人群平等、分配公平、工作有尊严、民生有保障，全面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至于消费选择问题，应当是水到渠成的。

一、提振消费和“投资于人”密不可分

消费是指人们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各种需要（一般是指短期到长期的愉悦）的行为。“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珠华等译，第1页），消费和投资于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应割裂来看，提振消费不应就消费论消费，更不应忽视对人的投资。投资于人与消费并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消费即个人的自我投资。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消费来维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又几乎就是一切。生产率是繁荣的基础，经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生产率决定的。但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性，是一个连续过程，它依赖于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又如人力资本投资的倡导者舒尔茨所说，人力资本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人投资不仅能增加人的满足，而且还能扩大人在工作时作出的生产性服务并促进经济增长。人能够生产的前提，首先得维系生命的健康和可持续，因此，人需要通过不断的消费，来保证劳动力可持续供给和代际传承。消费是劳动者进入下一期生产的条件，可视之为另一种形式的“准投资”—劳动者用于维系体能或智力的自我人力资本投资，而非狭义的资本品投资。因为消费，人力资本得以持续积累，生产率才能提高，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才有长期动力和保障。

人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只见物质不见人，而是需要“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不仅需要以客体发展的程度（物的现代化）来界定，还更应以主体的提升程度（人的现代化）来衡量。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断言：“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人的现代化，是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成为现代人，是人作为主体掌握和支配客体世界的发展水平，表征着人的自我发展程度，这其中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消费倾向、情感意向等全方位的提升蜕变。但此过程不会自然发生，需要通过教育、文化、国际旅行交流等发展型消费来提高认知才能得以实现，而教育等公共事业，需要国家的社会投资。然而长期以来，发展型政府关注经济增速，为增长而投资，将主要目标聚焦于物质资本方面—公路、桥梁、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物质资本积累更具有规模经济或数量扩张效果。而对国民的投资往往不足，部分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较难衡量，且成效较慢，是长期投资。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政府对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美国为5.43%，欧元区为5.05%,OECD国家为5.04%，而中国目前还只有4%。显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教育方面还有至少一个百分点的差距，需要加大教育投资。

人们生活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也就是生活品质的现代化，需要更为关注消费的品质、层次、品牌、卫生、健康和安全，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社会投资。人的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而变化的，“投资于人”就是投向领域要顺应人的消费需求，从生存型消费转向保障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相应的资源要从过去的“铁公基”等领域，越来越多地转到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社会保护、福利体系等，投资于和人口质量直接相关的高层次知识消费领域。保障型、发展型甚至享受型消费，从长期看都是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因此，只有加大对人的广泛社会投资，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投资于人，还得适应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工作性质新变化和消费新需求。二战后，各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改善全职员工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劳动法律，包括最低工资、加班、保险等。很多国家对稳定薪资、带薪休假、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的制度安排，是基于全职工作和雇主提供全部或部分激励措施假设而进行的。随着当代互联网的兴起，以及近10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轮社会经济格局。零人工干预的借贷平台、分拣货物机器人、零工经济等新工作方式、工作形态不胜枚举。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迫在眉睫，在急速变化的时代终身学习必不可少，社会情感技能（如领导力、团队合作能力、创造力）等软实力尤为重要。同时，这些创新极大地改变了就业市场形势，改变了工作的形态，劳动者越来越独立，工作时间也越来越灵活，未来社会安全网的设计和资金来源，必须要适应类似的变化。此外，原来劳动者从其服务的机构或公司中获得职业路径和归属感，现在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需要寻找职业路径和归属感的替代品，因此必须对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设计，以兼顾不同类型的工作与劳动者。如此种种，对更高端、更趋于个性定制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对政府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二、消费不振与“人”相关的深层次原因

当前，整体消费市场仍然不振，尤其是服务消费和高频消费的恢复进程缓慢，使得消费未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6月份受促销活动前移、以旧换新边际减弱等多重因素拖累，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为4.8%，显现弱化态势。而网络促销活动前移导致的增速扰动随后将消除。结构差异特征也相当突出：在财政补贴的助力下，几个政策重点行业拉动效果显著，但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大多数消费类别则增长平平，甚至仍处于低位震荡。以旧换新刺激效果明显，但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旅游相关行业市场较为活跃，汽车消费、住房消费回落，拖累社零增速。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全国餐饮收入增长4.3%，但6月份仅增0.9%，明显趋弱。各类新消费热点层出不穷，但都缺乏规模化、产业化和持久性。服务消费有严格的时空要求，就更容易受到消费时间减少的挤压，种种信号显示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时间也在同步回落。总体看，当前我国消费依然偏弱，对GDP同比增速的贡献率仅为2.8个百分点，低于2019年3.6个百分点的均值。

其实消费疲弱并非始于今日，已经是一个长期现象和结构性问题。从与“人”相关的角度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发展模式上，偏重于国家积累和生产者积累，消费者剩余有限，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我国政府长期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领域保持较高投入，居民收入和消费受到抑制。2007年以来，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40%以上，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2023年、2024年分别为42.1%、40%，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6.5%）。作为典型的工业国，我国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虽已过高点，但仍稳定保持在25%以上，这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高的。而物质积累和产出能力的扩张令世界瞩目，钢、铝等大量重化工和家用电器等轻工产品、新能源汽车等产量居世界第一，规模性扩张已经到达极限。我国人口占全球比重不到18%，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却高达31%，以巨大的资本形成来保持制造业能力（高积累），消费率自然较低。我国宏观管理中更重视生产部门，一直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在GDP增长过程中唱主角；货币政策也更多倚重银行向企业放贷，推动扩大生产规模；财政政策则以政府投资为主，而且多投向于物，对人的投资相对偏少。

其二，在分配模式上，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总量上基尼系数偏高。2000年以来，中国收入差距先上升、后下降、之后基本稳定在一个高位水平。2008年基尼系数接近0.5，此后缓慢下降，到2015年下降到谷底后，未再有显著的缩小。收入差距大，直接抑制了消费。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徘徊在43%～44%之间，低于全球60%左右的平均水平。增加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将有助于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二是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间差距较大。目前，中等收入、中下收入和低收入三组居民家庭占我国人口数量的60%，但其可支配收入占整体居民部门收入的比重仅为31%，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严重偏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收入分配差距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三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3万元，仅为城镇居民的56%，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万元，仅为城镇居民的43%。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将有助于提高整体消费。

其三，经济下行期工作不稳定，以至收入预期不稳而抑制消费。消费者的自主消费能力源自可支配收入，消费者信心源自确定的收入预期，归根到底需以稳定的工作为第一保障。近年我国经济下行，部分产业发展停滞甚至衰退，企业经营困难，就业不稳定，失业率攀升较快，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成本上升，加上居民资产和财富缩水严重，总体收入预期下降，这是消费收缩的一大原因。疫后重启，就业市场并没有如预期般实现快速复苏。分行业看，制造业多数行业近年用工明显收缩，服务业创造新就业机会有限。在国内与国际双重压力下，不仅产业景气水平下降，而且出现产业外移。尤其是地产与出口相关部门，承载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年轻人是社会创造力之源，是消费的主体，也是社会形成预期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青年就业压力巨大，自202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千万之后，这几年的毕业生就业压力一直不减。

其四，居民债务杠杆过高，又面临财富缩水压力。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购房、换房等城市化需求猛增，房价也急速暴涨。但社会分配机制改革滞后，新老市民除了“生存工资”外，已没有更多的剩余资金用于购买高价房屋，大部分要靠借债来补足。由于居民资产大部分配置在房产，此后经年累月逐期偿还房贷，始终难以摆脱负债率过高的境况。高负债压力下，消费力不足，消费增长必然乏力。在长期以来的土地财政模式下，土地收益与政府财政收入高度关联，地方政府喜涨恶跌，房价水涨船高，间接加重居民购房的债务负担。随着2021年之后金融地产超级周期逆转，地产“爆雷”及股市下跌，导致居民资产和财富大幅缩水，居民支出行为更加保守，“理性”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以备未来之需。如果工作再不稳定，其后果可想而知。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财富体现在证券资产上，近年来也遭受较大折损。

其五，社会保障不健全。由于社会保障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始终未能厘清，应当由政府提供和商业购买组合而成的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社会保障不足的居民无法形成老有所养的信心，不敢大胆消费，而是选择存钱养老，造成消费不足和储蓄率过高并存的现象。

三、更加注重“对人的投入”

政府在公共支出上应当从注重“对物的投入”转向注重“对人的投入”，这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如今，“投资于人”已明确写进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今后政策指明了方向。“十四五”迎来收官，“十五五”即将开启，应着力改革相关制度，宏观政策也需更加重视社会投资，实施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政策。

人群平等化，权利公平化。宜从制度和法律上取消各类特权和歧视性规定，取消人群身份标识和福利差别。3亿农民工“扛着铁锨进城”建设现代化都市，却无法充分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由于收入较低且社会保障不健全，他们预防性储蓄倾向更强。只有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人口市民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使所有人公平享有公民权利和公共服务，才能增加消费信心，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才能促进人的更好发展。

发展模式与分配调整，减负增收，降本增质，增加消费者剩余、扩大消费者选择权。这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转变发展模式，减少国家积累与生产积累的比例，降低宏观税负，把更多经济利润留在民间。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最为重要的是包含税负与非税的“宏观税负率”，这一指标也就是经济主体的社会负担。同时要调整央地关系，改革财税体系以转变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二，深化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释放市场潜力。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解决“半市场化”“非市场化”顽疾和“市场内”壁垒、“市场间”分割之困。进一步推动打破行政垄断，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相关行业，以激发各类资本活力，提升竞争性供给的量与质，降低中高层次服务品价格，提高消费质量。其三，多渠道降低居民债务杠杆率。居民负债及利息支出也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调整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可以显著增强民间购买力，实现居民长期消费能力的提升。在先前的地产超级周期中，由于房地产升值速度高于银行借贷成本，居民部门利用债务撬动资产杠杆，居民部门的债务扩张十分惊人，负债风险急剧增大，表现为现金流量表不断失衡并导致“入不敷出”风险。刚性的偿本付息支出造成持续“挤出消费”，尤其对高杠杆居民影响巨大，这将在中长期内拖累总需求。对于部分深陷债务负担的居民，要积极完善、推进个人破产制度，使这部分资产清算并出清，同时促进这些居民重启个人资产负债表。同时，由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长期利率也必然随之下行，居民债务的高利率也有下调的空间。监管当局提出要降低存量住房贷款利率，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下一步需督促该政策的落实。

宏观政策以就业为中心，扩展就业，实现体面工作。稳就业，才能扩消费。以就业为中心，维护个体的经济安全，是最为关键的政策要求，也符合社会投资的核心理念。今后有几个方面的政策重点。首先，由于民营经济一直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我国80%以上的劳动就业是在民营经济实现的，因此要着力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提振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其次，关注“劳动参与率”“青年失业率”等多项指标，学习国际经验，为我所用。比如德国的“就业保障金”被认为是德国解决就业不安全问题的良方。尽管“就业保障金”被认为是一项被动福利计划，但它恰恰体现了社会投资的本质。就业稳定计划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平滑生命周期内的“流动”，并提供“缓冲”以维护经济安全，因此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投资计划。将就业稳定计划视为一项永久性的就业保障政策，强调企业雇主对经济风险的责任，并将其与整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整合，是使其成为社会投资策略的途径。再次，宜通过劳动制度等改革来提高劳动者报酬比率，提高低收入者报酬，并且在全国推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相关措施，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和生活质量。这些都是今后一段时期至关重要的以人为本的政策目标。最后，可借鉴学习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注重劳动者职业技能持续培训，拓宽教育培训渠道，通过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来提升就业质量，通过人力资本梯度升级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只有扩大就业，鼓励创业，才能使民众更充分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只有正规的、体面的就业，持续的职业进步，以及相对公平的增长分享，才有稳定的收入和可靠的福利保障，人的发展才有尊严，人的现代化才有基本保证。

社会政策方面，探讨实施“社会投资战略”，保障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本提升更为迫切，人居环境、保健休闲和知识支出等中高层次消费的扩展，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相关的权利保护，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在“十五五”期间，可考虑实施“未来社会投资战略”，促使各类资本从对“物”的投资，更多转向对“人”的投资，包括科教文卫体，以及消费者保护、青年发展、老人与幼儿照顾、社区建设、金融普惠和保障性住房等广泛领域投资，这些都是“新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着眼于未来消费的投资，既有益于弥补当前的总需求不足，又可以提高服务消费占比；不仅可以增加当前就业，而且可以增加未来就业。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经济增速换挡、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结构持续变化等新的发展形势，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加大，职工社会保险覆盖率低，制度公平和可持续性面临较大挑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存在短板，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够健全。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以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修订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研究起草养老保障、医疗保障领域重点法律法规，为制度高质量运转提供有效的法律法规支撑。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依托城市化逐步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保体系。因此，应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一个广覆盖、可转换的基本社保体系。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才能提升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率，才能提升空间集聚效率，才能获取城市建设、管理和公共支出等的规模经济，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才能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真正激活并不断深化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此外，要吸取发达国家福利体系高负担养懒人的教训，社会政策取向不是把珍贵的资源投放在维持贫困人口的收入转移上，而是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成为自雇人士，并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保障消费者权利。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模式要求我国经济从高度国际依赖转向以内需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体系，它以要素优化和效率持续改进为要求，向全民共享的“消费型增长”模式转型。从机制上说，它既包括持续的“消费能力”（有稳定收入保障）、更多样的“消费选择”（良好的消费品供给状况和消费体验感受），还包括强劲的“消费信心”（消费者对经济环境、个人状况和支出的乐观程度）（王宏淼、程锦锥：“‘消失’的消费：当前消费收缩的机理与政策应对”，《财经智库》2023年第1期）。消费型社会的本质，其一是以人为本，消费者至上。生产、流通、治理等所有环节都得围绕消费者的体验来构建。其二是法治，产权有保护、福利有保障，人才有消费意愿和消费力，才能形成消费型社会。这对长期以来一直是生产型社会的我国来说，是基准评价体系甚至是价值观、政策哲学的转变，需要长期的制度供给，而不是短期多变的政策。

（本文刊发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