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首要任务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与经济现实相适应，持续不断地服务于经济现代化进程。一定时期的相对稳定和关键时期的转型创新，以及相应的法治约束和理论支撑，是各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经历了相对稳定和转型创新相互交替的三个发展阶段，表现出目标多元化、工具多样化和理念系统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经验是，既要尊重经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要尊重本国经济的初始条件，创新的同时也要有所继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统筹和协调多重冲击下的多目标多政策系统，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宏观经济治理立法，尽快进入下一个相对稳定期，以更好应对“ 新三期叠加” ；另一方面要加快理论创新和理论构建，凝聚共识，增加透明度，减少对政策的误解和政策实施中的摩擦。

2018 年，我国再次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建立了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并建立专项附加扣除制度，这使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加科学、完善。下一步，建立家庭与个人相结合的所得税申报制度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向。以家庭为所得税申报单位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所得税的公平性，其具有的婚姻奖励机制在促进婚姻和鼓励生育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女性就业参与率相对较高，女性劳动权益保障较好，所得税对女性就业的抑制作用是相对次要的。从技术上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所得税征收中的应用，以家庭为申报单位已具备技术可行性。因此，本文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税申报制度有积极作用，可逐步探索推行家庭申报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度。

基于房地产四象限模型框架，本文分析了房产税对房地产市场均衡的影响以及税收转嫁和负担问题，探讨了房产税向房租转嫁的机制和影响因素。然后，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测算了不考虑房产税转嫁以及考虑房产税转嫁下的房产税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税负转嫁时，采取首套房免征、按人均面积免征等减免措施，可以使得房产税成为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累进税；在考虑税负转嫁时，房产税的再分配效果明显降低，收入更低的租户会因房租的上涨实际承担税负，从而抵消各种减免措施在收入调节方面的政策效果，最终房产税能起到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应对房产税可能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保持谨慎态度，本文基于此对我国房产税税制设计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源则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调“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 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 归根到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提出高技术产业发展是金融结构优化促进绿色发展的前提的假说，根据不同的融资工具，从股权融资相对银行信贷比重、债券融资相对银行信贷比重、直接融资占比三个层面考察金融结构优化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使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债券融资比重和直接融资占比对促进GTFP 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考虑产业结构差异后，发现股权融资比重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其对GTFP 的积极作用只有当高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门槛后才会凸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达到产业结构门槛的过程中，四大区域呈现东部领先、东北次之、中部与西部落后的时空格局。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和直接融资占比在东部与东北地区的效应明显超过中部与西部地区。此外，进入“十三五”时期后，股权融资比重的作用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机制和金融稳定治理框架进行反思和改革，构建了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并举的金融监管框架，凸显信用风险和资本金的重要性，同时，深化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内在统筹机制，并着力完善问题机构处置机制，为危机后国际金融稳定提供了保障。但是，2023 年美欧银行业风险演进显示机构破产不是源于信用风险而是利率风险，资本金为核心的监管有效性存在一定缺陷，货币政策调整对金融稳定产生显著冲击，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出现政府强力干预的趋势。美欧银行业风险凸显全球金融危机后构建的风险应对、机构处置和金融稳定治理的政策框架仍有待改进。未来需要强化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再权衡，加强金融监管体系与机构风险管理的匹配性，考虑资本金为核心的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的潜在不足，同时需进一步优化问题机构救助中的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金融服务行业基本上延续两条创新发展路径：金融需求与科技深化，且历经了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阶段。当前，金融科技深度嵌入金融服务行业，并通过市场与政府资源配置形成了“双重法则”，即金融科技通过市场化创新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同样给我国统一大市场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挑战，亟待通过政府配置实施金融监管，因为金融科技“混业性”与金融监管“分业性”存在发展冲突，金融科技“去中心化”与金融监管“趋中心化”存有逻辑分野，金融科技“风险复杂化”与金融监管“目标分散化”具有现实矛盾。因此，通过重点比较中外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与监管体系的异同，重构我国统一金融科技大市场的监管体系：变革金融监管理念，对金融科技实施统一监管；创新金融监管工具，稳步推进“监管沙盒”建设；调整金融监管目标，防范金融风险并保护消费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