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新的技术发明持续不断地涌现，但是生产率增速却明显放缓。导致上述悖论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创新在经济体中扩散速度的放缓。本文的分析表明，新企业进入壁垒的持续抬升、超大型企业的日渐强势，以及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孱弱，共同导致小企业在经济网络中日益边缘化，大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的创新主体；这些因素也使得技术变革的涓流难以均匀地从创新巨头渗透到小企业当中，从而令美国技术扩散的进程显著放缓。技术扩散放缓除了导致生产率增长乏力之外，也是美国市场集中度增加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诱因。本文给我国带来的政策启示是，要冷静面对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使用的各种技术封锁政策，着力构建以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机制，并以公平竞争的方式促进技术扩散，切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基于上市公司逐笔银行贷款合约数据，本文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时，公司所拥有的政企关系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对银行贷款合约制定的积极作用会更小，基于分省产业政策以及上市公司全部贷款数据的分析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结论。从影响因素来看，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所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越高、法治环境越差时，产业政策的影响会越明显。本文的证据表明，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善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能够提升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随着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与深度学习不断进化、金融服务模式与产品发生重大变革，全球普惠金融经历了“微型金融→ 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演进与发展。在全球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从国家层面制定发展战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国际金融治理的话语权，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效监管机制，大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进而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

上市公司“退市难”是我国股市的特有现象，不仅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而且长期没能得到解决。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剖析了“退市难”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并且据此提出应对之策。主要结论如下：一是“退市难”的存在符合我国经济制度演化的一般逻辑，在退市制度的供需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以前，“退市难”现象仍会继续存在；二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演变和民营经济地位的提升，推动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促成了退市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发展，但股市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的目标依然存在，现阶段单纯效率导式的退市制度并不完全符合国有经济发展需求，因此客观上某些退市制度缺陷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三是退市制度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转板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市场基本制度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一揽子改革方案是解决“退市难”的必由之路。为进一步推动退市制度改革，本文认为当前需要以完善和优化股票市场分层这一核心基础，为上市公司创造梯度退市和转板机会，从而降低利益相关方损失，减小改革阻力。“分层之路”是解决上市公司退市难的现实路径。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致力于“创新、开放、分配、法治”。一方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有助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应对技术脱钩风险；开放，是全球大变局下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在要求，也是后发赶超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分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既可释放消费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又可努力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社会不稳；法治，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诉求，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保障，亦是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题中之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论是在各区域的传播，还是对各行业和企业的影响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其扩散与冲击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但从各地复工情况看，尽管政府出台了不少支持性政策，但复工仍被整体性推后，很难实现差别复工，这一方面凸显出经济活动的系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与社会存在高度互动制衡机制。本文依据中小企业复工数据与宏观总量数据进行了估测性对接，讨论了复工时间延后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偏移的可能影响，同时基于微观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疫情冲击下企业所受影响的差异性，尝试探索中国面对疫情冲击时的企业与政府政策互动，从而更好把握疫情冲击所造成的经济增长路径偏移，并给出了相应的提升政策效率的建议。

数字货币在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媒体与主流学界的观点分歧。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数字货币特征、运行逻辑和文化象征意义的概念性探讨来弥合不同视角之间的鸿沟。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数字货币的出现并没有构成对于现有主流货币理论“新”的实质性挑战，但它确实揭示了对于传统概念框架进行反思并拓展分析视角的必要性。我们应该将数字货币所折射出的各种冲突作为一条线索，来探索现代经济与社会运行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