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结构性权力：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四条趋势线

Daniel W. Drezner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26年7月发布“美国权力的未来”系列研究报告，《网络与结构性权力：削弱美国影响力的四条趋势线》是其中一篇，作者为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政治讲席教授丹尼尔·W·德雷兹纳。报告聚焦一个长期困扰美国外交的悖论：美国在各维度国家权力上都拥有超常资源，近年来却在诸多重要对外政策目标上举步维艰。德雷兹纳将这一悖论归因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力——源自国际社会中各类网络的“网络权力”与“结构性权力”，并围绕美国在其中地位的走向展开系统分析。

报告遵循由概念到现实、由现状到前景的递进逻辑。文章首先界定网络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含义，辨析其与传统的实力存量式权力有何不同；继而阐述结构性权力的一般属性，说明其为何一旦形成便具有自我强化与路径依赖的特征；随后评估美国在网络权力中的当前霸权地位及其脆弱之处；报告的核心分析集中在削弱美国结构性权力的四条趋势线上；最后回到“美国权力还能维持多久”这一根本问题。全文的论证主线是：美国正从包容性的网络治理者转向攫取性的权力行使者，这一转向正在侵蚀其赖以维系霸权的结构性基础。

在概念层面，报告将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区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实力存量取向，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式的计量：计算、加权并比较一国的军事与经济资源，通过相对份额的变化判断其崛起或衰落，其关键特征是资源可被即时调动、具有竞争性，例如军队与援助只能同时用于一处。另一种是结构取向，关注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一国所共享的网络中一方对另一方所显现的主导力。结构性权力通过两种机制放大网络节点控制者的力量：一是全景敞视效应，即从网络中心性中获取信息优势，例如谷歌可由搜索数据推断疫情暴发；二是咽喉点效应，即以切断他者与网络连接相威慑所形成的强制杠杆。与实力存量式权力相比，网络权力更具结构性，许多网络结构具有非竞争性，隔离某一行为体并不削弱其威慑他者的能力，并能以约束选择、限制退出选项的方式塑造他国偏好与战略。

报告进一步指出，结构性权力具有全有或全无的特征：多数网络在其成为主导性机制之前并不存在，而一旦成为某一议题领域的核心论坛，便会获得显著且自我强化的权力。制度创造路径依赖，维持既有网络的成本远低于新建，使用越频繁回报越高。但这一逻辑也可逆向发生：看似不可替代的结构可能因离散冲击而被取代，例如2008年大衰退中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治理平台，又如奈飞取代百视达、iPhone削弱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地位。有鉴于此，他国之所以自愿嵌入可能被武器化的网络，是因为参与本身带来显著收益——接入美国资本市场与技术栈有助于经济增长，且网络的效用随参与者增多而递增，退出成本也随之上升。前提是主导国能让其他行为体相信，武器化要么不可想象、要么极为罕见，例如通过可信承诺与自我约束来提供保障。

在现状评估部分，报告认为美国仍处于金融、网络乃至传统外交网络的中央。美国技术活力的自我强化效应意味着，随着人工智能重要性上升，更多经济体可能对美国技术栈形成深度依赖；尽管美元武器化已持续二十年，去美元化仍属边际且缓慢，加密货币等数字替代反而强化了美元角色。但报告同时提醒，某些曾被视为不可替代的网络远比预期脆弱。以俄罗斯对欧洲能源管道的权力为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迅速多元化其能源进口，国际能源署判断全球能源贸易的重组以几乎无人设想的速度发生，而俄罗斯因缺乏通往中国等的管道，至少需十年才能改道其天然气。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警示：并非所有网络都同样或同等可被武器化。

报告的核心论点是，倘若现状被凝固，美国仍将是多数结构性权力维度的霸权行为体；但有四条相互关联的趋势线正对其霸权构成削弱，其根源在于美国对网络权力采取了从包容到攫取的转向。

第一条趋势线是美国高估了其网络权力的自我强化成分。本世纪美国从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包容策略转向武器化网络以推进自身利益，且对盟友支持的依赖日益降低，合法性随之受损，自我约束也大多消解。报告援引学者观点指出，美国正在制造一个规则不可预测、取决于当权者意志的世界。更关键的是，美国所推行的网络未必如决策者所想那般具有吸引力：2025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17%，其中研究生降幅更高达24%，而欧洲与东亚高校国际生同步上升；若全球人才在他国形成集聚，美国在这一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将面临崩塌风险。高估武器化相互依赖是美国政策圈的反复症结，而攫取式做法还会抬高他国参与美国新建网络的门槛，使其更难吸引伙伴。

第二条趋势线是美国面向盟友的武器化正在累积长期损耗成本。近年来美国最成功的网络武器化案例多针对长期盟友，但这一趋势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虽然胁迫式谈判确能榨取贸易让步，却会促使盟友重新考量与华盛顿的关系，转而采取平衡与对冲策略。公开反对会侵蚀网络所依附的规范与软权力吸引力：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6年1月达沃斯演讲中，直斥特朗普政府将经济一体化用作武器、将关税用作杠杆、将金融基础设施用作胁迫、将供应链用作可被利用的脆弱点，并由此鼓动了其他盟友发声。反过来，美国网络的价值本就在盟友参与时放大——2022年对俄制裁因欧洲与太平洋盟友配合才更具分量，2024年抵御伊朗导弹袭击也得益于英国、法国与约旦的支援。若盟友转向推诿或软平衡，美国行使网络权力将更加困难；而盟友因惧怕被迫卷入单边升级（如“史诗怒火”行动中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友协防波斯湾），其对降低依赖的顾虑正被削弱。

第三条趋势线是过度加码的强制要求正在削弱外界对美国权力的观感。美国不断升级结构性权力的武器化，但从他国榨取让步的成功率并未随之提高，换言之，胁迫越多、回报未增。报告的解释是，美国对被施压对象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要求：2012至2015年伊核谈判仅限于核计划，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提出十二项要求，其中八项与核问题无关；更具意味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于2026年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其条件既未及上述目标，也低于原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当要求过高时，目标国宁可接受惩罚也不退让（如朝鲜与伊朗），强制失败会暴露权力的限度，而结构性权力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其潜在性——不须实际使用即可产生杠杆；一旦强制能力受到挑战，这种潜在价值便随之流失。

第四条趋势线——也是报告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正在发展替代性网络，而其相对吸引力难以在短期内准确衡量。中国展现出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并针对美方武器化相互依赖的做法降低对美网络依赖、构建自身替代方案：斯诺登事件后中国加码自有技术栈，2020年特朗普制裁中国香港特区官员后中国加大金融自主投入。在稀土加工、原料药、磁体、电池等领域，中国已具垄断或近乎垄断地位，微薄利润使他国私营部门缺乏竞争动力，其主导地位若无主动产业政策便难以撼动，这也解释了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对华贸易战中的急转。在金融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构成潜在替代；目前CIPS仅有194家直接参与方，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成员机构超过11500家，差距仍大。但网络的动态属性包含临界点、级联效应与颠覆性创新等不连续冲击，对手网络的长期可行性无法在短期内判定。

在结论部分，报告承认美国在网络与结构中的霸权仍是现实，但疑问在于这一现实还能延续多久。过去十年美国已乐于扮演攫取型霸权，对盟友施压的力度不亚于对大国竞争对手，并抛弃了曾为其软权力与武器化行为润滑摩擦的规范与原则。中国虽因威权转向及外交上的强势姿态，对部分美国盟友与伙伴的替代吸引力有限，但其外交的相对稳定性反而使其成为动荡美国之外的稳定绿洲。报告借用科里·多克托罗2022年提出的“平台退化”概念——即平台从善待用户转向攫取价值、最终走向衰亡的过程——指出有学者批评美国政府正沿相似路径行事，快速的退化已成为美国治术的组织原则。决定走向的关键是观念：世界有多大程度相信美国的攫取型大战略会持续。即便下届政府收敛，疑虑仍存；若网络成员的成本持续上升、收益持续下降，终有一日世界会判定独立的收益超过短期动荡的代价，届时美国权力可能遭受乃至灾难性的侵蚀。

文章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发布日期：2026年7月7日

原文链接：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6/07/network-and-structural-power-the-four-trend-lines-weakening-us-le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