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光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顾问兼首席专家

屠光绍做开幕演讲，他指出后2020时代三大趋势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有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国金融体系变革与上海金融中心功能提升。后2020中国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进入3.0版，这意味着上海金融中心也到了3.0版，上海金融中心下一步必须要在促进直接融资的发展、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市场体系这个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二是全球经济金融变局与上海金融中心再次定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上海金融中心要坚持开放，服务好人民币的国际化，注意在某些重点区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议全国自贸区实行联动，推动人民币的使用，这其中要注意到，上海金融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三是金融科技发展变化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路径。要重视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金融科技人才、金融科技创新和监管的协调。

张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他指出，受2020年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了调整。全球贸易不断下台阶，全球供应链调整加快。危机爆发对美元互换增加，对美元依赖度提高，但持续激励政策实施过度依赖于美元资产会产生很多不确定性。欧元债、中国债、黄金等的吸引力在逐渐增加。他强调，中国成功地抗疫和经济率先复苏获得了国际信用。未来，中国战略面临以下两方面机遇：其一，强化国际对中国的依赖度战略。不仅要增加供给，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国内市场结构性的改革，改革管制体制，推动服务业负面清单，提高市场效率，强化公平竞争环境，开放国内市场，启动内需。其二，中国自我财政-金融体系的整固与改革。中国在抗疫和发展过程中也累积大量的债务，税收-支出的财政体系难以满足现有发展阶段的需求，而货币供给依然处于小国模型的发行体系，借抗疫之机会要整固和改革现有的财政-货币体系。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所谓特殊资产管理就是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涉及到商业银行、信托、租赁、保险等众多金融机构。特殊资产与整个宏观经济高度关联，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积极拓展特殊资产市场，形成资产有进有出的、完整的金融体系。在上海发展特殊资产管理市场具有三点优势：第一，特殊资管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生态体系，涉及到各式各样的交易平台与中介服务，上海有条件作为资管中心完成该体系的建设；第二，未来外资对中国特殊资产的需求较大，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探索建立对接非标资产跨境投资或吸引外资补足特殊资产投资的渠道；第三，上海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也有非常成熟的金融市场和投资体系，能够满足特殊资管市场所需的中介服务和市场体系，可以培育其作为终端二级市场的处理能力。

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

他表示，在疫情之前就已开始持续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关注美国股市，当时看市场问题很大，但是通过本次疫情重新评估金融市场，才发现当时看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从次贷危机以来我们已经进入金融化过程，本次疫情冲击让金融化进入2.0，即深度金融化，现在呈现出黑洞趋势，越靠近原来金融特征就越来越消亡。因此，以前进行观察或是使用的很多工具和方法、视角都需要进行改变。深度金融化有四个特点：第一，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影响更疏远。以前观察金融市场发展变化时会看实体指标发生什么变化，与市场本身预期是否匹配。第二，这种环境下金融决策部门必须观察金融市场因素，因为以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就业怎么样。第三，金融科技巨头深度参与金融市场，成为影子银行一个重要推手。原来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回看从次贷危机以来科技巨头成长过程对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第四，市场本身均值方差偏离很大，基于历史概念意义严重下降。成长股与价值股比不是绝对比，这个比值发生严重变化。

张湧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上海临港新片区按经济特区进行管理，其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定位是“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载体，其核心是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资金使用自由度和便利度，为此，可以探索试点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通过单一账户为跨国公司诸多境内外成员进行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提供便利，单一账户内的本外币资金按实需进行兑换，解决本外币资金池分离和资金兑换等关键性问题。上海新片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开放离岸功能需实行机构准入的负面清单和服务准入的正面清单，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上需对“商业存在”模式采用负面清单及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采用正面清单和逐案审批。

王增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增武指出财富管理业内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对于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服务对象是关于诸如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与人相关的多种形式和层次的资本，财富管理是以“家庭金融”作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方向。二是监管体系从分业走向单一，目前分部门资管新规造成的差异是来自对于非标投资上的额度限制以及机构禀赋共同造成的；同时随着财富管理规模扩大和对外开持续开放，市场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性机会凸显。三是财富管理优势回归传统机构，居民可投资资产规模与机构服务供给间仍有较大缺口，私人银行和信托业务仍留有较大空间。

蔡真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差距正逐步缩小，短期内可将日元作为追赶的目标。具体方向包括：第一，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功能，发展人民币在全球或区域性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功能，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货币地位；第二，完善并扩大本国金融市场，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内的吸引力；第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健全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贸易网络，寻找区域内国家对人民币的真实需求，发掘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作为“锚”货币的潜力。

目前，上海仍然存在金融开放程度受限、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层次化有待提高、国际化程度不足、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动性不足等明显的短板，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机制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衍生品业务对外开放和创新、依托自贸区推进金融改革与对外开放、打造“金融科技”新增长极，以促进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

邵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他指出，2020年疫情发生后，宏观层面将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逆转全球化、财政债务化货币化、资产泡沫化投机化、增长停滞化结构化、失业扩大化长期化、政治民粹化极端化强人化、思潮保守化狭隘化仇外化、地缘风险上升显著化暴力化、大国竞争白热化全面化冷战化、技术创新武器化政治化集团化、供应链区域化内卷化近岸化、产业行业集中化寡头化智能化线上化、全球治理分崩离析碎片化离群化修正化、货币体系特权滥用割裂化武器化竞争化、社会贫富阶层加剧两级化激进化冲突化等15个方面。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未来的经济转型有五大特征：一是转向内循环；二是转向线上；三是转向消费分层；四是转向新基建；五是转向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

殷剑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前2020时代是以美元为霸权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但这种格局将很难再延续。其一，美元作为全球霸权储备货币，需要全球安全资产即美国国债作为支撑，但只有通过对内通货膨胀或对外美元贬值才能维持的美国财政并不可持续。其二，石油美元体系和亚洲美元体系的支撑使美国保持了长期经常项目逆差，从而建立了美元霸权体系。但现在这两种支撑在石油战争和中美贸易战之后均受到挑战。美元霸权存在问题的同时，欧元、日元因国内政府高杠杆和人口老龄化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由于财政体制失衡、金融体系还不发达等原因，人民币恐怕一时也难以成为替代性货币。因此，后2020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一个没有绝对安全的货币锚的时代，发达经济体（美国）鼓励产业回流，年轻众多的人口不再是简单的比较优势，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丧失工业化的机遇，全球贸易人员交往网络受阻甚至断裂。后2020时代，包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都要采取一些完全不同以往的策略，补短板，迎接全球经济金融结构重大调整带来的机遇。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兼学术委员会主席

李扬围绕“新形势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在新冠疫情和金融新常态之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新目标，即在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上，致力于提升人民币定值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弹性和包容性，巩固并发展与全球关键货币、主要金融市场和主要金融中心的联系，逐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运行和发展中的定价能力和话语权，完善基于人民币的全球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机制，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为了实现新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金融科技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等六个方面加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