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跃升，这决定了人民币扩大国际使用必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回顾历史，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经历了夯实基础、起步跃升与调整巩固三个阶段，体现了从结算货币职能起步，逐步增加贸易计价与投资交易功能，最终不断提升储备货币国际地位的这一路径。

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导向，那么，经济运行处于何种状态有利于经济质量的提升或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笔者以缺口值的形式构建了我国宏观经济先行指数，即描述经济在运行中偏离均衡水平的幅度；此外，为了及时捕捉到经济运行的异动或趋势，通过混频方法估算出高频率的日度经济先行指数。从指数的整体运行趋势看，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先行指数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围绕0值小幅波动；但2008年之后的波动幅度显著放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后的两步走目标。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相应地可分两步走：第一步重点要创新发展，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型国家；第二步是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优势。我国通过“赶超”增长模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由“赶超”增长模式转型到技术创新增长模式。技术创新增长模式的构建需要增长阶段的跨越、经济结构现代化、深度城市化与创新转型，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应地需要政策激励的转型。

基于增长追赶系数以及稳定增长效率三角模式特征，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省增长追赶和动力机制进行考察后发现。东部、中部省份增长趋于收敛，增速稳定回升。其中，东三省等重化工业集中的资源型省份增长分化较为严重；发达省份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模式转型中面临增长动能转换问题，而知识消费不足会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造成阻碍：部分中西部省份能实现对发达省份的有效追赶，而有些省份由于基础薄弱，虽表现出较快增速，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能力较弱，持续有效追赶面临阻碍。

该文利用包含经济扭曲变量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以美、日、英、法、德、意、韩等发达经济体为基准国，在模型中引入行业产品价格扭曲、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行业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等三类扭曲变量，测算中国各行业要素投入扭曲带来的产出效率损失，结果表明：中国各行业扭曲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迥异，金融业和企业生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扭曲显著地增加产出损失；通过对不同类别扭曲影响的分解，资本、产品、各类劳动力的价格扭曲在不同行业表现也很不一样，现代服务业主要通过高、中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产出，而如果消除教育和卫生行业的扭曲，反而会降低产出。未来需要从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有效性等角度对行业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加以校正。

新常态背景下，绿色金融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利器，是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化转型和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的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参与主体逐渐扩大，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深化。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政府引导机制不健全、市场运作体系不成熟、社会参与程度普遍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机制问题。现阶段，要实现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厘清并平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既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完善政策激励机制，有效引导金融资本投向绿色产业，又要利用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 ”引入市场化机制，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市场，同时还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社会参与成为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之外的有力补充。

全球金融海啸已过去10年，本文将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本流动和汇率管制等视角，阐述过去10年间国际社会在拯救全球和本国经济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都要讨论生产率变化引起金融危机这一永恒话题。生产率增速放缓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各类盈利指标变差、微观借贷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成为金融危机最可解释的触发条件。宏观需求激励政策在短期内平滑了经济增长波动，但是，信贷刺激过强或者时间过长导致信贷杠杆持续提高，直接累积了金融风险，使实体经济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等收益更高的非实体经济部门。把握创新非连续性导致的生产率增速放缓与需求激励保持经济平稳化的平衡一直是经济政策均衡的核心，中国也不例外。针对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文章指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与M2/GDP持续增高累积了金融风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提高供给侧效率，调整基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特征的宏观政策管理框架，才能使经济在“稳中求进”中转向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