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和中国经济一路颠簸，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也还没有停歇的迹象，最后一个月的G20峰会和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集会将对2019年的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展望2019，从具体宏观指标上来看，我们认为政策的边界大概率会是“保卫678”，即GDP增速维持在6%以上，人民币汇率维持在7左右，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推升到8以上。

本文重点分析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三种实现模式的核心内容、政策利弊及若干共识。分析表明，中央银行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主导机构之一，但货币政策不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在长期，或可以通过改变货币政策规则、新增货币政策工具或者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来兼顾金融稳定目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应该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首先侧重自身有调控优势的政策目标，其次要兼顾与另一政策的配合，尽量不对冲；信用创造是二者都应关注的金融活动，也是协调的重点；二者的协调配合模式是动态的，应该考虑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周期、本国金融结构等因素。针对国内双支柱政策，本文提出了几点建议：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应避免力度较大的强宏观审慎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和破产清算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落实宏观审慎评估工具，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覆盖；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自身机制。

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二位学者将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引入宏观经济长期分析的贡献。其中，罗默在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卓有建树，是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创始者与先驱者。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面板数据分析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冲击下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反应，以及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货币政策操作对低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影响程度高于对高等级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对短期（1年及以内）、长期（10 年以上）企业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长期（5-10 年）企业债的影响；二是我国企业债信用利差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动所导致的融资环境改变对信用利差有显著影响，融资环境是信用利差变动的主导因素 ；三是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效应，货币政策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经济下行阶段更为显著，非对称效应在低等级债券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基于货币政策工具对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的差异性影响，优化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完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第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优化融资环境中的作用，引导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保持在合理水平，为企业“去杠杆”打下有利的货币信用基础 ；第三，根据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特点，完善逆周期货币政策操作，充分发挥债券市场信用利差对市场主体融资的调节功能，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应对经济周期变化带来的不利冲击，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有利的货币信用条件。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脱媒”在加剧，中小银行比大行护城河窄，最先受到冲击。

从笔者多地调研和考察情况看，大多数城市的房价从今年第三季度以来已经转跌，市场预期已经发生了逆转。 　　笔者试图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更准确反映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运行趋势：一是以二手房中介机构的成交数据来反映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状态；二是以土地市场的数据来反映房地产市场运行状态，土地市场反映的是开发商对市场的预期，能准确反映市场的状态；三是用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来补充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