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央行将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8月13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8月份将有10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新华网） 二、央行：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 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阶段，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从宏观、逆周期和防传染的视角，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不断拓展宏观审慎管理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管理，纵深推进附加监管体系建设，稳步拓宽附加监管覆盖范围至非银领域。进一步做实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指导入选银行持续完善恢复和处置计划，探索发挥风险管理前瞻指引作用。健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跨境危机管理小组机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有序推进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处置。夯实金融稳定机制保障，强化存款保险专业化金融风险处置职能，稳步扩大存款保险基金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积累，研究完善后备融资机制，夯实风险化解资源。（财联社） 三、四川10家县级农商行获批解散 中小银行“减量提质”加速推进 8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川监管局集中发布多份批复文件，同意四川平武农村商业银行、四川江油农村商业银行等10家县级农商行因吸收合并而解散，330个网点平稳承接。这是四川省推进市级统一法人农商行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折射出全国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的深层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银行破产清算，因此储户权益不受影响。据贝壳财经记者观察，四川解散、整合中小金融机构并非地区个例。今年以来，全国已有百余家中小银行被注销、合并，中小金融机构整合速度加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小金融机构要减量提质”。业内人士指出，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数量盲目扩张、业务布局粗放等问题，导致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错配，供给过剩与低效供给并存。现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正从“扩规模”阶段转入“优结构”阶段。而推进改革重组将加速扭转“小散弱”困境，筑牢金融风险底线，推动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新京报） 四、6万亿元置换债发行近尾声 年内已落地超1.7万亿元 8月3日，陕西省财政厅发布公告称，计划于8月10日发行2026年陕西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十一期），期限为20年，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置换债发行明显提速。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今年已有约14个省或计划单列市完成发行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专项债，发行规模为1.73万亿元，占今年置换债发行总额度的87%。此外，根据一揽子化债方案，2024年至2026年，置换债总额度为6万亿元，目前发行进度已达96%。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化债工作已由前期通过大规模债务置换缓释存量风险的应急处置阶段，逐步转向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建设的“化债下半场”。未来化债重点将更多聚焦于经营性债务化解、拖欠企业账款清理以及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华夏时报）  五、标本兼治破解金融机构治理顽疾 22条措施筑牢金融稳定防线 金融风险的积聚，往往始于治理失序。从股东越位干预、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到内控机制虚化、风险管理失守，一些金融机构暴露出来的治理短板表明，公司治理并非内部管理的“软约束”，而是守住风险底线、维护金融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共提出9部分22条措施，着眼金融业长远稳健发展，从规范股东行为、压实治理主体责任、强化内控风控、完善外部监督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多位金融业人士表示，《意见》为不同业态金融机构树立了统一治理标尺，也对分类施策、差异化落地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治理之“稳”夯实发展之“进”，将成为金融业提升韧性、防范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证券时报）

一、监管动态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要求，202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通知》自2026年9月14日起施行。 《通知》内容包括：一是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二是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成员企业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三是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脚底成本”。同时，明确业务办理规范和事中事后监管要求，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 点评 政策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由试点进一步推广至全国，并通过降低准入门槛、集中管理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简化备案流程等方式，推动企业跨境资金管理由分散管理向集团化、本外币一体化管理转变，有助于提高跨境资金调配效率并降低企业财务和管理成本。同时，政策在扩大企业资金管理自主权的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体现了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与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并重的监管思路。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要求，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一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二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三是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完善多类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强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四是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深化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五是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 点评 《规划》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对未来五年中央银行制度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政策重点由具体工具运用进一步延伸至制度机制完善。特别是《规划》在推进金融市场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金融稳定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出金融发展、改革开放与风险防控统筹推进的政策取向。随着9项配套行动方案逐步实施，相关部署将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和制度安排。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 8月1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共551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其中主板3201家、创业板1397家、科创板608家、北交所311家。按期披露年度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中，214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或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109家，保留意见87家，无法表示意见18家。 中国证监会组织专门力量抽样审阅了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但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在收入、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资产减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针对上述问题，中国证监会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监管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监管效能。二是持续跟进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阅发现的各类问题，依法依规做好后续监管处理。三是围绕监管工作发现的重点共性问题，强化监管协调，统一监管口径。四是针对市场热点难点会计实务问题加强实践指导，不断增强资本市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与财务信息披露规则的一致性、有效性。 （中国证监会） 点评 此次监管报告反映出，收入确认、金融工具、企业合并和资产减值等仍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中较易出现问题的领域，部分复杂交易和重大会计判断的规范性仍有提升空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科技创新企业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研发支出的确认、计量和资本化也成为新的监管重点。证监会通过持续跟进年报审阅发现的问题、统一监管口径并加强会计实务指导，有助于进一步压实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责任，提高资本市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比性。 二、观点聚焦 中国人民银行：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报告》指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多发频发，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影响仍在持续，全球通胀水平有所抬升，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趋向调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后劲持续增强，经济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制度优势和大国优势不断彰显，要坚定信心，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支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更好引导货币市场短端利率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证券日报）  杨成长：打通AI产业应用链条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撰文指出，历次工业革命均推动了资本、产业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短期内通常伴随传统产业衰退、就业结构调整与社会分配失衡；但长期来看，技术突破能打开新增长空间，通过提升生产率、创造新需求，带动社会财富与居民福利持续增长。从少数产业率先繁荣到普遍改善，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扩散与调整过程。 当前，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发展差异特征，并非单一由人工智能冲击传统行业所致，而是技术扩散的阶段性特征与传统产业自身周期性调整相互叠加形成的结果。因此，要全面厘清这一现象的成因和内在实质，需区分技术革命的短期影响与传统产业的周期性压力，方能准确把握智能经济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方向。 妥善化解当前转型阶段的阶段性发展差异，关键在于加快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传导链条，引领经济走向更加均衡普惠的增长：一是加强产业分类指导，明确不同产业的应用路径；二是加强区域分工指导，推动各地依托产业基础发展人工智能；三是加快研究税收、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制度调整，为人工智能技术红利更广泛地惠及社会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经济整体结构稳步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中呈现阶段性发展差异特征。2026年上半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保持较高景气，成为支撑经济运行的重要上行力量。回顾历次技术革命，新技术从突破到普及都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随着新技术逐步扩散到更广泛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新产品、新产业和新需求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福利水平才会持续提高，技术进步的长期普惠性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妥善化解当前转型阶段的阶段性发展差异，关键在于加快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传导链条。只有当人工智能转化为更广泛的生产率提升和社会福利改善，才能真正实现从产业技术突破到经济发展范式转变的跃升，推动经济走向更加均衡、普惠的增长。 （上海证券报）

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整体呈现震荡偏强走势。截至2026年8月7日，美元指数较2025年末小幅升值1.4%，主要受美伊冲突、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变化以及避险情绪等因素影响。展望2026年下半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压力增加以及非美货币贬值空间收窄，美元持续升值动力减弱，预计美元指数将在97—103区间内双向波动。 日元汇率方面，受财政风险、市场投机交易、货币政策预期及美日利差等因素共同影响，短期仍面临贬值压力。2026年下半年，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呈现“低位震荡、整体承压”的特征，预计美元兑日元汇率将在155—165区间内运行。 人民币汇率方面，2026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整体走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步升值。2026年下半年，出口韧性和经常账户顺差将继续提供支撑，但美元走势、中美利差和金融账户逆差将限制升值空间，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6.6—7.0区间内双向波动，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将在99—104区间内运行。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合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

摘要 中国的文化金融研究是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政策的出现而兴起的，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报告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联合发布，结合中国文化金融最新研究和实践成果，对中国2016年度文化金融发展进行了总结。本报告共分为总报告、工具篇、行业篇和专题篇四个部分。 总报告是本报告的核心部分，集中了课题组对文化金融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观点。总报告对国内外文化金融研究进行了文献整理和理论视野分析，对文化金融命题进行了逻辑推演和学理分析，并提出了基本观点；提出了矩阵式的文化金融分类框架，并基于框架总结了四种不同的研究路径；重点对2016年中国文化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提炼和总结，认为文化金融发展在局部领域迎来了调整期；还对中国文化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了宏观分析，就文化金融政策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在金融服务对象、金融服务主体、金融服务功能、金融服务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工具篇从债权、股权和风险管理三个角度总结分析了2016年文化金融发展状况。行业篇对电影、艺术品、出版发行、新媒体四个行业的文化金融发展进行了分析，奠定了从产业视角研究文化金融的基础，有助于文化产业研究者继续深入开展研究。专题篇深入探讨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报告完整阐述了“筹投贷”模式，并对文化金融领域的区块链应用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Abstract Research on China's culture finance has emer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promo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which is a research fiel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report, which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and China Culture Finance 50 Forum, summariz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in 2016.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l is General Report,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whole report, focusing on the basic ideas of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finance. This part firstly make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poses the main opinions on culture financ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deduction. Secondly, a matrix framework is proposed which summarizes four different research paths. Thirdly, this part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tatu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and argues that culture finance is facing local adjustment. Finally, this part makes a macro analysis on the future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and offers proposals on the subject, object,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 of culture finance. Part II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in 2016 from three aspects: debt instruments, equity instruments and risk management instruments. Part II focuses on four industries: film, art, publishing and new media. This part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ies on culture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es. Part IV consists of several special reports, which includes analysis on internet finance, crowdfunding -investment -loan linkage and block chain in China's culture finance.

摘要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9）》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年度报告的第七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报告致力于为支付清算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支付清算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报告之后，连续六本都引起了政策层、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支付清算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一方面，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大背景下，支付清算强监管将是未来几年的政策基调，支付市场规范发展也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另一方面，伴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支付清算体系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在零售支付工具领域，各种创新令人眼花缭乱，不断改变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创新受到全球关注，但是与支付清算领域的表面繁荣相比，整个理论研究的进展严重滞后于行业和市场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政策与实践中难以形成共识，经常陷入各种争议和矛盾。 本报告由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构成。总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并且运用量化分析工具考察了支付清算体系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政策等的内在关联；专题报告跟踪分析了国内外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状况、热点与难点问题，系统梳理了近期支付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期待本报告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平台，用来促进我们与各界同人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献。   Abstract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as the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im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al economy. It tries to cover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rules、and policies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over the world and track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in this area. With ample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 the report tri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2013,the five issues of the annual report have attracted general and intens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market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The key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yment market is th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n the one h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preventing systemic risk, the regulation of payment market will be a basic and long-term task.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ur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re evolving at a breathless pace.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tail payment, all kind of innovations are changing people's routine lif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in mobile payments, have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However, the progress of payment theories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marke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ontroversies in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wo parts: general reports and special topics. The general report presents a panorama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cluding its evolution path, current status, existed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indexes wit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isk,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Special topics keep a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ot issues in this area and provide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 FinTech and payment innovation. We expect this report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nd all the peoples and institutes interested in this significant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摘要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作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的系列年度报告，秉承“记载事实”、“客观评论”以及“金融和法律交叉研究”的理念，系统、全面、集中、持续地反映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发展和改革历程，为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为金融理论工作者提供素材，为金融监管当局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三部分组成。“总报告”为两篇：第一篇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风险与监管”，在系统梳理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国际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建议。第二篇为“中国金融监管：2018年重大事件评述”，对2018年度中国金融监管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并对2019年中国金融监管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分报告”为分行业的监管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8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年度进展，呈现给读者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部分是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重大问题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监管、监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托管制度、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方面。

摘要 本书总报告《新经济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结构转变》指出，受强监管导致信用收缩、外部风险冲击加大等因素影响，预计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6.6%、2019年增长6.3%。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与经济增长呈现分化趋势，A股估值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上市公司运营保持稳定，价值投资浮现。当前中国新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经济增长新旧动能接续正常，新经济领域“独角兽”涌集，新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受高成长性、高创新能力、轻资产与高技术等业务特点影响，中国目前资本市场体系不足以支持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中国新经济发展及中国新旧动能顺利转换保驾护航。分报告一《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估研究》在总报告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评估，报告在2017年价值评估模型基础上，更加完善细化和加入、更新多维度创新能力衡量指标，最终形成财务状况、估值与成长性、创值能力、公司治理、创新与研发五个维度的价值评估模型，并主要使用2017年年报公开数据对中国A股和香港中资股、美国中资股分行业上市公司进行了评估与综合排名，筛选出了分行业价值较高的上市公司。从排名结果我们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升级，新科技、新业态和新模式等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构成上市公司价值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分报告二《互联网经济发展、颠覆性创新和中国增长动力重构》进一步从新经济角度分析了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重构增长动力的世界性难题。报告指出互联网经济提供的技术手段有助于企业成功应对个性化销售趋势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获取敏捷红利，延长人口红利的周期，并增进消费者福利。更为关键的是，得益于互联网经济的技术保障，创造新市场并具有足够外溢效应的颠覆性创造成为可能，进而成功重构增长动力。本报告选择A股、港股和美中概股市场上与互联网关系密切的中资非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来分析2004~2017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情况，并对美中概股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与美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进行简要的比较。在颠覆性创新特征尚不明显和敏捷红利面临衰竭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互联网经济仍不足以重构增长动力。专题报告《新一轮债券违约潮特点与金融风险防范》指出2017年以来的新一轮债券违约规模增速明显超过前两年，且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第一，金融去杠杆政策下，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民企融资受限，违约占比显著上升；第二，随着去杠杆政策效应从货币收紧到社融增速下降，表外融资收缩加剧债券违约；第三，随着资管新规等政策落地，从银根收紧演化为到表外资金收紧，一些流动性较好的优质债券被动抛售；第四，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违约处理机制亦得到进一步完善。2017年债市整体延续熊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经济方面受内外双重承压，国内经济增速回升、联储带动全球货币收紧；其次，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边际收紧利空债市；再次，监管收紧加剧短期流动性风险，特别是资管新规改变市场机构行为；最后，汇率波动、中美利差走阔进一步推动中债利率上行。2018年上半年，债市收益率整体震荡下行，受到央行降准以及未随美加息等影响，资金面较上年同期边际宽松。2018年又将是企业非金融信用债到期的高峰，如何有序推进市场化进程，将债券违约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是区域性的债务风险，而有利于市场化的长远发展目标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领域的延伸，是在全面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发展，以及中国金融业40年改革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提出的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 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的供给与需求之间，有三个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匹配现象。 一是期限结构的不匹配。 经过长期的金融改革，我国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相关统计数据看，从1994年开始，我国整体上就已经摆脱了储蓄短缺的困境。我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就是一个证明。但是，从资金供给角度来看，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聚集起的资金，期限偏短(这与银行业的经营性质及其面对的监管要求有关)；而在资金需求方面，由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对长期资金存在巨大的需求。这种期限错配，是中国当下诸多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之一。一方面，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银行体系需要加大对中长期贷款的提供力度；另一方面，对于资金来源期限相对短的金融中介，银行信贷期限拉长，必然意味着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的不断累积。从机构监管的角度，可以采取各种监管要求，去限制银行的过度期限错配，但无奈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旺盛的资金需求始终客观存在，于是，针对监管要求而展开的各种套利活动，最终引发了“影子银行”等金融乱象的井喷。 二是融资结构的不匹配。 融资结构的不匹配，主要体现在权益类融资占比过低，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一方面导致了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也难以对创新形成有力的支持。 权益类融资占比偏低同样与我国的金融结构有关。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资金供给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负债，能形成资本、形成筹资者权益的比重相对较小。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经济规模扩张极为迅速，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资金结构中的权益错配问题并不明显，然而，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下行压力逐步显现之时，权益资金形成不足的问题，就渐次显露，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如债务过高、杠杆率过高、资本成本过高等问题，都与我国金融结构的权益错配密切相关。 权益融资占比过低，除了会加大宏观层面的债务风险外，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创新。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达程度越高，资本市场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目前，中高收入国家的占比为60%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88%，高收入国家平均在96%左右。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过去30年先后以重工业、科技行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也表明，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以信贷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结构不仅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也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约束了其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 三是服务对象的不匹配。 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很多机构和个人都已获得了充分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过度的金融服务。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普通居民和弱势领域（如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三农”领域)难以获得有效、充分的金融支持，有些甚至还面临着金融服务的空白。 具体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对政府、大中型企业支持较多，对中小微企业支持依然偏少，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然存在，个人金融渗透率仍不高。长期以来，金融业将大量金融资产投向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资金规模大、风险定价容易的领域和“两高一剩”等传统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服务业、农业等轻资产行业的金融供给往往缺失，经济体系中还存在大量得不到有效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以大型化、集中化为特征的金融资源供给结构与小型化、分散化的民营经济出现严重的不匹配，以投资为引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旧模式与以创新、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新方式出现严重的不匹配。 作为整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可概括为“一个基础、六大方向”。一个“基础”，就是确认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方向”，就是未来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六大方向”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优化金融结构、管理金融风险、遵循经济规律、发展金融科技和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优化金融结构就是要纠正上文提到的三个不匹配。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 一是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具体包括，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结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等等。从理论上讲，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性质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模式，共同构成了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体系。对四类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体系的发展定位，十八大报告中也做了明确部署。不过，在实践中，我们仍面临着四类机构定位和分工不明，导致部分领域有所重叠，产生了过度竞争，而有些领域又服务不足，形成了明显的供给短板。就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提出和强调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的目标，对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弊端切中肯紫。 二是大力发展权益融资，优化融资结构。“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作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建立多层次、多元化股权融资体系是首要的目标。要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需要市场和制度的不断培育和完善。其一，要大力推进多层次股票市场建设，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支持创新创业，加快场外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目前已经开市的科创板，正是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二，要加快债券市场发展，推动债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完善监管体系，改革发行制度，建立债券市场主体的信用责任机制，针对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分割，建立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交易结算机制，丰富债券品种，进一步培育和完善投资者结构。其三，要积极稳妥发展商品期货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完善期货品种体系，审慎推动金融衍生品创新，优化投资者结构。 三是优化机构与产品结构，发展普惠金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其指向，就在于优化金融机构体系与产品结构，解决服务对象不匹配的瘤疾，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与民生。 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看，解决服务对象不匹配，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金融机构转变经营理念，提升服务能力，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研发，提高金融供给的效率，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具体看，金融机构应根据实体经济新的发展思路，转变方式、优化结构，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转向内涵式发展，在供给侧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市场化手段深化金融体系内部改革，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提升资金供给效率，打造能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条。金融机构既要改造提升原有产品，又要重视创造新的产品；既要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体系，又要提高服务的覆盖率和便捷度。要将资金重点投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具有重大示范、引导作用的行业，投向“三农”领域，投向消费升级领域，投向科技型、创新型小微企业等。通过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让轻资产、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等也能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以提高金融的资产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优化市场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多元化，银行业逐步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补充，信托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局面。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及市场份额也持续上升，市场集中度下降，竞争程度进一步提高。截至2018年末，以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占全部银行业的份额达27%，比2014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此外，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逐步推进。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银行取得新进展，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有18家民营银行获批，已开业的民营银行发展势头良好，并在服务小微、个人客户的产品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不过，虽然市场结构和股权结构持续优化，但从总体上去衡量，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市场占比仍然偏低。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最主要的提供者，中小银行在政策支持、资金来源方面仍面临诸多的约束，加之自身能力的限制，在行业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经营困难也与日俱增。所有这些，不仅限制了中小银行服务普惠金融客户的能力，在长期内，也会影响到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从系统研究支持中小银行的政策体系和监管体系，并借此提升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支持，推动普惠金融更快、更好地发展。 总体上看，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我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将更加深人。在此背景下，《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9）》全面梳理了我国普惠金融政策体系、机构体系以及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前沿，以期全面跟踪和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全景。

第1章释放改革开放红利，促进实现“六稳”目标” —2019~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9年以来，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持续放缓，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纷纷回落，全球贸易紧张加剧、英国无协议脱欧、金融市场脆弱性、企业债务高企、石油价格波动等因素正在积聚新的风险。如果贸易摩擦有所缓和，英国有序脱欧，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温和微弱回升，但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风险。  ·2019年1~9月中国经济增长6.2%，三季度增长6.0%。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继续推进，新动能持续壮大；就业比较充分，就业韧性总体较好；消费物价继续走高，生产出厂价格继续走低；进口增速降幅超过出口，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平稳，官方储备增长；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财政政策聚力增效；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市场信用分化明显。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外需萎缩的冲击蔓延至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领域；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扣除价格因素后的真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低；总需求紧缩导致PPI走低，需警惕负反馈通缩机制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金融与房地产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2019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六瘾”政策实施力度。预计GDP四季度增长6.0%，全年增长6.1%，2020年增长6.0%左右。预计2019年全年CPI上涨2.8%，2020年上涨3.2%左右。  ·2019年四季度及2020年，面对不断回落的全球经济以及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外部环境，为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建议着力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各方面的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多依靠改革红利稳定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公平竞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实体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通度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就业在合理水平；综合施策，有效应对价格结构性上涨；以开放促改革，统筹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把握好风险处置的节奏和力度，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