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杠杆率高和经济出现结构性扭曲是当前一些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二者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使用国际清算银行(BIS)、华尔街日报社与美国传统基金会等统计的全球35个国家199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面板logit等模型对宏观杠杆率、结构性扭曲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宏观杠杆率偏低时对经济自由度较为有利，但伴随着宏观杠杆率数值的增加，就会对经济自由度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前者数值越大，起到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即引致的结构性扭曲也越大；在“宏观杠杆率拐点后阶段”，一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甚至会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最后，本文通过对中国的情况`进一步分析，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借鉴后凯恩斯主义要素收入分配理论，将资本报酬划分为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在理论上拓展了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和总需求关联机制的认识。在实证方面，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要素报酬与总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中国的内需体系是工资领导型，即总收入中工资份额的上升有助于扩大内需。第二，考虑国外部门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抑制了净出口，由此中国的总需求体系为利润领导型。第三，对总利润进行细分后发现，总利润中企业部门利润过高是抑制内需的主要因素。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外部需求可能面临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因此，逐步增加国民收入中住户部门收入和劳动报酬、降低企业部门留存利润份额是扩大内需的有效路径。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随着移动支付进入平稳规范化发展，移动支付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将逐渐趋于平稳。2013年以来，我国的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部分研究认为电子货币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会削弱利率传导的效果，但这不符合我国移动支付发展的实情。尽管我国的移动支付多数是第三方支付，但与移动支付相关的电子货币依然在银行体系内，只是改变了流通中货币存在的形态，减少了货币从存款到现金再转化为存款的过程，降低了货币的贮藏成本和交易成本，但没有改变其信用货币的本质。 但是移动支付具有流动性强、交易成本低和交易便捷等优点，对传统货币产生替代效应及加速转化效应，不能忽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

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以增长、价格和就业看总体平稳，但外部冲击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监管部门的“竞争性监管”等叠加效应，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普遍恐慌，反过来压制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基础性特征发生了变化，城市化率达到60%，汇率、资本流动、资本市场、房地等资产价格波动影6响大于实体经济，因此金融稳定成为了经济稳定的前提。要稳定经济短期降杠杆到可持续水平，特别是要重视汇率政策参数的作用，同时要推动实体经济的效率提高，长期看要重新建立新的宏观管理框架和放松服务业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