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近40年的资本驱动的工业化，在将中国带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矛盾。在转型和结构服务化过程中，后发劣势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设的滞后上。中国转型时期的重大挑战，是工业化阶段技术模仿的确定性转变为城市化阶段创新能力的可能性。结构服务化以其异质性、集聚性，对规则和制度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是产品提供为中心向制度规则为中心的转型。以信任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将成为中国克服转型问题的重要依托。在这个时期，效率改进与信任体系的建设存在等价性。

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平衡好促发展与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货币政策这些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夯实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