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2月的最后一周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等多个国家同时爆发，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Great Pandemic）。从疫情的发展态势看，我国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确诊人数自2月底以来稳定在8万人左右；国外疫情尚处于爆发期，确诊人数依然在加速度增长，疫情恶化状况远甚于我国2月份爆发时期（图1）。

当前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深刻改变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对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格局及其运营模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疫情爆发期内，居家隔离、减少外出成为民众新的生活方式，这严重冲击线下到店餐饮、旅游、住宿、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业，但也催生出各种新型服务模式的出现，“无接触配送”“VR中介看房”“小区废品柜”等新模式逐步被使用和接受。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完善与改革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的自然产物，既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因素，既有路径依赖也有突破创新，既有海外借鉴也有国内特色。总体上来说，中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发展的七十年，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因城施策稳楼市需求，这需要政府的智慧。楼市需求端调控政策需谨慎放松。供给端调控政策需以防风险为主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快速发展，少数金融控股集团集聚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可能带来跨机构、跨市场和跨行业的风险累积与传染。本文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历史缘起、理论基础和具体模式做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和监管挑战，并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和核心内容进行了对比总结，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提供借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应尽快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原则，构建全方位的审慎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化处置机制和破产重组机制，加快推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政策建议。

美国时间3月3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低50个基点至1%-1.25%，同时，将超额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至1.1%。

政府最重要的是创建“市场基础设施”，其次是给于便利和适当优惠，要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之间架设桥梁，满足其融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