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管动态 （一）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加强对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的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银保监会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重点明确了以下内容：一是规范业务经营。《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依法合规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不得借助网络等手段违反或者规避监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二是强化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业务风险评估与监测，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控制负债成本。地方性法人银行要坚守发展定位，立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域的客户。三是加强消费者保护。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存款业务应当强化销售管理和网络安全防护，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四是严格监督管理。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处罚。 《通知》的印发实施有利于商业银行合规稳健经营，对于弥补制度短板、防范金融风险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将加强督促指导，做好《通知》贯彻落实工作，推动商业银行规范开展互联网渠道存款业务。 （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储蓄者的行为，网络化存款业务或财富管理业务可能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不同业务主体对于网络化存款或财富管理业务的合规要求、潜在风险以及权益保障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对，互联网个人存款业务的规范势在必行。对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监管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规范约束了第三方平台的行为并控制了相关风险。 （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 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银保监会会同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证监会制定了《关于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的通知》（以下简称《工作规程》）。 近年来，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建立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推动债权银行业金融机构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合力帮扶困难企业，有序退出“僵尸企业”。总体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运行情况良好，有序缓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风险，避免了部分企业因资金链突然断裂而倒闭，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工作规程》总结了前期风险企业债务问题特点及债委会运行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对现有债委会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 《工作规程》共21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了债委会职责定位。债委会是协商性、自律性、临时性组织，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开展工作。二是扩大债委会成员的覆盖范围。明确对债务规模较大、存在困难的非金融债务企业，3家以上持有债权（含贷款、债券等）、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持有债权、依法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银行保险机构和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等可以发起成立债委会。三是区分债委会层级。债委会原则上由直接对企业持有债权的金融机构或其分支机构组建。涉及中央企业或者重大复杂的企业集团，可以在金融机构法人总部层面组建债委会。四是做好与联合授信制度的衔接。联合授信企业发生债务风险的，牵头银行可推动组建债委会。五是对债委会参加机构、主席单位、副主席单位、债权人协议、重大事项决策机制等债委会基本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六是规定对债委会运作的约束机制。针对债委会成员机构的不当行为，支持债委会或者自律组织采取内部通报等自律性惩戒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金融管理部门可以依法采取约谈、向债委会成员机构总部通报等方式，督促其规范行为。七是支持债委会在破产程序中积极发挥作用。债委会可以代表成员机构，主动向法院推荐管理人、积极配合制定重整计划及债权受偿方案，做好与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会议的有效衔接。八是明确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要求。支持金融机构联合打击逃废金融债务，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与失信惩戒机制作用。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指导金融机构按照《工作规程》积极开展相关工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随着刚性兑付打破不断深化，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和利益诉求成为重要的政策任务。一方面，通过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则，将有效指导债权人有序进行权益申述，规避债权人委员会自身不合格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债权人工作委员会的覆盖范围、机构、基本实现等安排，同时采用分层模式，也将进一步提高债权人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债务处置的推进和效率的提升是有帮助的。本次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改进对于金融机构的权益保障提供了更好的支持，有利于缓释债务人风险的跨界传染，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全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库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中国证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等文件要求，切实保障试点项目质量，有效防范市场风险，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高质量推进，我委决定建立全国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库。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稳妥推进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重要意义； 二、切实加强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储备管理； 三、严格把握入库项目条件； 四、强化入库项目政策支持和协调服务； 五、做好入库项目梳理和报送工作； 六、统一规则、加强协作，切实做好基础设施REITs试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 点评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对于缓释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的资产负债、期限及流动性风险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改变的是相关金融风险在时间和空间的布局，而无法减少基础资产的自身风险。基础设施REITs需要在证券化过程中把控入库标准、基础资产识别、信用评级、投资者准入、信息披露等重要环节的工作，有效防控风险。 二、观点聚焦 （一）余永定：拜登就职后，中美应着手做三件事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第九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专题研讨会“中美金融贸易关系展望”上表示，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扭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实现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并在一定时间内取消双方的所有附加关税。 余永定还建议，拜登就职后，中美两国应在世卫组织的主持下或与世卫组织合作，制定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综合计划。此外，在气候变化领域，两国也有巨大合作空间。 余永定认为，要达成可持续的贸易协定，前提必须是中美应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他指出，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有六点事实值得注意： 第一，直至2019年底，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出现大幅缩减。2020年，贸易逆差还很有可能增加。 第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总逆差并没有实质性减少。 第三，中国对美具有巨额贸易顺差，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巨额贸易逆差。这种平衡的地域格局一直未能改变。 第四，特朗普关于美国“每年征收超过1000亿美元关税”的说法可能并不正确。 第五，中国高科技行业依然生机勃勃。 第六，中国投资者已几乎放弃投资美国科技企业的计划。 “在过去的两年多中，贸易战并无赢家。”余永定说。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二）高善文：预防性储蓄上升或是疫情影响经济的首要渠道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的首要渠道。 “尽管这不是疫情导致经济收缩的全部原因，但是这一变化对经济的冲击相当显著，其影响可能排在首位。”他在近期举办的“安信证券2021年度策略会上”说道。 高善文指出，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对应着消费开支的大幅下降，进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剧烈收缩。 不仅如此，这部分增加的储蓄先是集中流向存款等避险资产市场，随后转向了股票和房地产等领域，成为疫情以来驱动金融市场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权益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而言，恐慌消失后并非回到恐慌前水平，因为增加了预防性储蓄，流入这些市场的资金量比正常时候显著更多，所以这些市场会经历明显的资产重估。”高善文说。 他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可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看到预防性储蓄下降至0以下，这也意味着，届时经济可能出现加速，进而诱发货币政策收紧。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三）刘元春：地方政府信用持续扩张是双循环的核心堵点之一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召开的闭门研讨会“金融如何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发表主题演讲。刘元春认为，金融循环、资源要素循环中最大的断点，不是物流和交通，而是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的错配所必然演化出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信用扩张行为。这构成了资本和要素区域化流动的障碍，成为新格局中的最大堵点。刘元春进一步为如何解决地方政府信用持续扩张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财税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也涉及到中央财权、事权重构的问题。 第二，重新梳理地方的区域性自然垄断行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投公司，都有自己基础建设的主要载体，这成为地方政府天然垄断的一种模式。但这种垄断模式实际上并不自然，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种全国体系，引导区域性竞争，而不一定天然要和地方政府产生联系。 第三，要对地方国企进行全面的、功能性的调整，甚至要进行战略性“瘦身”，这是第二轮国企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IMI财经观察）

PIIE 美国如何恢复多边经贸合作 PIIE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和安娜贝尔·刚萨雷斯建议美国恢复与其他国家的多边经济合作关系。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在三方面对美国政府提出了建议。第一，合作关系中的国家应当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但也应当足够同质化。这种情况下，相关合作才能在足够有代表性的同时，能够促进彼此快速达成共识。第二，在拜登上任的前一百天，贸易和投资应当与外交及环保政策有效结合。在外交方面，如果要重建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力，那么美国不仅要与同盟国修复关系，更要取消美国的单边关税，并与G20各国合作，提高新冠疫苗和其他医疗资源的供给。在环保方面，美国应当完成巴黎协定的要求。为完成这一目标，美国应当限制渔业补贴，并重新展开关于环保产品协定的谈判，以减少环保产品的关税。第三，报告指出了美国贸易上的三个重点：（1）较为紧迫的问题，包括制定对华贸易战略等；（2）很重要但并不急迫的问题，包括空客和波音的矛盾，法国等国对电子服务征税等；（3）与政治相关的其他多边贸易关系问题，包括对WTO上诉机构的改革、建立跨境支付的规则等。[1] BIS 货币政策，技术及不平等问题 BIS于1月13日发表报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财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系，以及技术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一方面，报告指出不平等问题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较富裕的家庭消费倾向较低，因此这些家庭的消费对货币政策刺激的反应较小。但较贫穷的家庭可能由于缺乏抵押品和足够的信誉，所以无法借款，进而无法从宽松的信贷条件中获益。另一方面，报告指出，技术的推进可以有效地改善不平等问题。其中，数字身份证明可以降低注册银行账号的成本，鼓励更多人使用银行服务。非银行现金转账中介的发展也降低了移民汇款的成本。金融科技的发展也使更多个人和企业使用银行服务，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率。但尽管如此，技术附带的两个特征却会加深不平等。第一，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中，机器学习模型加剧了种族歧视问题。第二，目前来看，新技术以及新技术带来的便利主要由较富有的个体享受。这两点特征说明技术需要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才能在不平等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2] 美联储 美联储新政策框架的背景与结果 1月13日，美联储委员会副主席克拉里达就美联储新政策框架发表了演讲。首先，他指出，美联储推出新的政策框架，主要是为了适应自2012年以来的三点经济变化。第一，中性实际利率持续下降。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估算，2012年1月的长期中性实际利率为4.25%，而2020年12月则为2.5%。这一趋势压缩了FOMC常规货币政策的空间，这也使得经济衰退发生时，可能面临更持久的通胀下行压力和失业上行压力，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该立足于整个经济周期而不仅仅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予以抵消。第二，物价与（人力）资源冗余的相关性降低，且菲利普曲线也变得更加平坦。在预设目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的情况下，FOMC预估的长期失业率持续下降：从2012年1月的5.5%下降至2020年12月的4.1%。第三，随着中性实际利率降低，利率有效下限开始限制货币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不应该继续将预期通货膨胀率定在目标通货膨胀率的水平，而应该低于目标通货膨胀率。 其次，在实现物价稳定和就业率最大化这两点职责上，新政策框架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在个人消费支出通货膨胀率高于2%，且其他所有实现物价稳定的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FOMC才考虑提高利率有效下限的水平。第二，2%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不是参考过去的数据，而是主要参考FOMC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也就是说，为了使长期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的水平，预测通货膨胀率未来会持续低于2%的情况下，FOMC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略高于2%的水平。第三，在满足政策正常化的条件后，货币政策仍将在一段时间内[3]保持宽松。第四，在满足政策正常化的条件后，货币政策恢复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保持在大于2%，不低于2%的水平。第五，FOMC将最大就业率重新定义为在不对物价稳定造成冲击下的最高就业率。从实践上来讲，当失业率高于FOMC预测的长期自然失业率时，货币政策应当在不造成物价波动风险的情况下，尽量消除就业率下降的问题。而失业率低于长期自然失业率却不会再作为使用紧缩货币政策的唯一标准。[4] 金融服务中人工智能的负责任使用和结果的公平 1月12日，美联储委员理事布雷纳德发表演讲，讨论了金融服务下的人工智能。首先，他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两点重要作用：（1）在金融服务数字化的趋势下，人工智能可以很好地监控和避免金融诈骗；（2）机器学习模型可以通过分析传统、替代数据，评估缺乏传统信用记录消费者的信誉，进而提高借贷决定的准确性及公平性。但由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复杂且透明度低，如果模型上没有对种族等数据进行调整，也很可能加剧歧视及不公平的问题。其次，“黑箱问题”，即人工智能模型不透明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在人工智能的操作下，是算法本身（而非学者）建立了模型。因此，没有人可以直接解释人工智能模型；第二，比起传统模型，机器学习模型可以计算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一特点证明了机器学习的强大，但同时也使模型变得更为复杂、更难解释。尽管如此，“黑箱问题”还是存在一些解决方法：对于一些模型，开发人员可以直接查看各项数据的权重。即使是权重不透明的机器学习模型，开发人员也可以通过比较不同输入数据产出的结果来解释模型。最后，布雷纳德指出，对机器学习模型的解释说明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取决于模型不同的使用目的。例如，对于消费者保护、避免歧视或者银行进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模型，各自的解释标准就可以完全不同。[5]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Chad P. Bown, Anabel Gonzalez, “The United State Can Return to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Here’s How.”,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united-states-can-return-multilateral-economic-cooperation [2] Luiz Awazu Pereira de Silva, “Monetary Policy, Technology, and Inequality,” https://www.bis.org/speeches/sp210113.htm [3]所有“一段时间”的长度由FOMC开始将通货膨胀率调至高于有效下线时的经济情况决定。 [4] Richard H. Clarida, “The Federal Reserve’s New Framework: Context and Consequence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clarida20210113a.htm [5] Lael Brainard, “Supporting Responsible Use of AI and Equitable Outcom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rainard20210112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