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需要未雨绸缪，借鉴国际发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升养老保障供给能力。其中，养老金投资是近年来议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聚焦澳洲超级年金的产品设计，对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包括产品类型、资产配置、投资期限、风险特征、业绩基准、费用收取等方面，这对我国养老金产品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超级年金账户设计以及税收安排等内容，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和顶层制度设计也有诸多启示。

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2019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主要宏观指标均处在年初预定的目标范围。如果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近年来，中国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已经卓有成效。当然，一些突发事件仍有可能冲击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春节期间的出行和消费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并对全国物流、人流造成不同程度的抑制，全国复工复产时间被迫推迟。总体来看，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但其对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冲击不容小觑。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大概率处于4.0%~4.9%的区间，如果疫情在一季度末得到有效控制，则后续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较快恢复。 此次疫情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而且其冲击带有明显的地区、行业和群体差异。从地区分布看，如果将全国省级行政区按疫情严重程度划分为五个层次，则疫情最轻的第五层次地区，部分企业的产值或营收一季度损失率约为11.7%，全年为2.8%；第四和第三层次地区一季度和全年损失率分别为20.0%和4.8%；第二层次地区一季度和全年损失率为28.3%和6.8%，而处于第一层次的湖北省一季度损失率可能超越70%，全年损失率约为17%。受疫情影响，全国经加权的部分企业产值或营收一季度损失率平均约为24.0%，全年损失约5.8%。从结构和行业看，相对于制造业来说，服务业增速受疫情影响会出现更快下滑，但疫情过后服务业增速的反弹速度也较快，表现出“大落大起”的特征，而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林、牧、渔等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则相对较小。从疫情冲击的企业类型来看，疫情冲击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清华大学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团队最新调查显示，受疫情影响，58.1%的中小企业营业收入2020年将下降20%以上；账上现金仅能维持两个月以内的中小企业超六成；员工薪资和五险一金、租金及利息支付成为目前中小企业最主要的支出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央政府针对疫情防控采取了多项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各地也纷纷推出相应的支持性政策，包括在全面复工前，及时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而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的企业，“不断贷、不断社保、不断煤电气水、不断服务”并做到“减免利息、减免房产税、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房租”等。在地方结构性政策基础上，中央政府针对疫情冲击还需推出相应的结构性支持政策并适时扩大总量政策力度，保持经济被冲击后能较快恢复到原有增长轨道。结构性政策主要用于支持相关受损地区、行业和群体，而总量政策主要用于恢复，这应该成为2020年的政策主线。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过去的一年，国际金融市场总体呈现一种背离，即衰退预期与风险偏好的并存。一方面，出于对经济衰退的预期，收益率水平与收益率斜率均呈下降趋势，主要发达经济体一度还出现收益率曲线倒挂；另一方面，市场对风险资产又存有较高偏好，股市普遍上涨，信用利差维持在低位，杠杆贷款增速较快，且信贷标准有不断降低的迹象。 究其背离的根源，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长周期的下行期，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导致利率中枢持续下行；而另一方面，低利率环境与货币当局的流动性救助又使得市场难以断舍对于风险的偏好，市场处于一种高总量水平的流动性紧平衡状况，流动性的松紧状态十分依赖货币当局操作的边际性变化。同时，风险偏好的上升甚至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市场对于经济形势的预判。 低利率环境会迫使资本进行收益率追逐，从而Carry Trade大行其道。全球非金融企业海外融资结构中债券融资比重上升，使得资产组合的调整很可能成为风险跨市场传导的一个重要渠道。大量资金以Carry Trade的形式流入新兴市场，使新兴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融资环境变化的冲击。2020年，需要格外关注信用价格、主要融资货币流动性以及美元流动性的变化。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2019年12月19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承办的金融监管沙龙第7期“金融市场风险与应对”，在北京成功召开。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阶段，与实体经济的下行与结构调整相对应，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也持续上升。本文分析了目前影响中小银行信用风险主要因素，建议采取聚焦主业、实行精细化管理、加强内部协调等措施来化解中小银行信用风险。

近两年，随着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全国联网，为推进房产税改革扫除关键技术障碍，政府工作报告近两年连续提出要“推进房产税立法”，措辞从“稳妥推进”变为“稳步推进”，因此房产税改革有所提速，引起人民的普遍关切。房产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税制设计中需充分考虑到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以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利，取得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2018年，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37号文”）， 将家族信托与其它资管产品相区别，并明确1000万以上家族信托不适用于“资管新规”，家族信托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增武接受《家族企业》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家族信托市场目前的发展势头估计，预计到2020年底，国内68家信托公司都将开启家族信托业务，总体规模可达4000亿元，而且股权类家族信托也有望在制度上有所突破。

近日，人民银行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率先选择在北京实施。北京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的一个重点是在借鉴国外监管沙盒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我国监管沙盒落地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路径。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监管沙盒有助于革新传统监管理念，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迭代优化，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核心竞争力。同时，作为一种新的监管模式，监管沙盒也有助于完善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推进我国金融治理方式改革。但监管沙盒是一个舶来品，其引入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和行业实践，在设计上需要与竞争中性原则、技术中性原则、央地监管分工进行协调对接，在实施上需要做好监管沙盒与现有创新监管机制的区分统筹，注重沙盒标准实施和创新测试评估的规范专业，测试中企业风险处置和监管风险防控的无缝衔接。

展望2020年，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正面临“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要真正成为全球金融变革中的“常青树”，除了已有优势，更需激发两方面驱动力：一是真正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对于金融活动的正效应；二是改善技术所伴随的金融制度规则，使之更公开、透明、高效、安全、便捷、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