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分析一国经常账户恶化是否会加大国内资产价格波动，本文在Obstfeld & Rogoff（1996）（简称“OR，1996”）相关模型与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框架，并以G20成员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回归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 VAR）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恶化不仅导致G20 成员整体资产价格下跌，而且增强了国内风险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其次，经常账户余额由顺差转为逆差，这一现象对资产价格的负面冲击更为强烈；再次，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主要源自贸易渠道，非逆转国经常账户调整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则主要源自收益渠道；最后，经常账户恶化对美、中、日、德四大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与时变效应。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的讨论，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解决了状态空间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 年以来同步放缓，但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内部通胀的影响有限。因此，处理好“稳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是货币当局进行相应宏观调控的关键。

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应用使数字货币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电子化负债，其对计价、交易、支付以至货币政策传导等都存在深刻影响。本文以加拿大为例，重点分析加拿大银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实践，着重讨论加拿大贾斯珀项目如何测试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银行间大额支付系统的适用性，同时分析如何将数字货币支付结算拓展至证券和外汇领域，并与外部合作进行跨境、跨币种支付试验。加拿大央行数字货币实践取得的积极进展表明，数字货币发行能力是维系央行功能的基础保障，但仍需权衡中心化管理体系与去中心化技术系统的匹配问题，分布式账本技术及其在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仍需深入研究与评估。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面临的连锁性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下滑与政治动荡更施加了巨大的不确定风险。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风险高，导致私人资本参与率低，进而引起中国政府出资比重过高，这一方面提高了经济贸易问题的泛政治化风险，增加了美国和沿线国家的政治疑虑，导致投资安全风险高企，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增加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和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进而加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和外部质疑。针对上述连锁性风险，五大对策十分重要：创新跨国PPP合作模式、完善“亚投行”运营机制、建立海外投资保护机制、推动产业创造性转移以及改善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沿线国家的战略疑虑。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实施更需要高度重视上述连锁性风险治理，从而化风险为机遇。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的讨论，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解决了状态空间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 年以来同步放缓，但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内部通胀的影响有限。因此，处理好“稳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是货币当局进行相应宏观调控的关键。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了复苏，预计2020－2021年平均增速将超过5.5％，基本恢复至原有增长轨道。但在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复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也加速了中国从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向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新的“双循环”战略转变，而调整和改革原有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是成功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