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参照物，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在住房保障方面的成功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环境。中国公积金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住房保障作用的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第一，经济适用房制度并未建立起来；第二，土地制度并没有像新加坡模式为住房建设提供低价土地，反而形成了土地财政依赖；第三，保障房配套设施及物业管理方面，中国不能像新加坡那样实行类似计划经济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针对中国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的诸多困境，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独角兽企业集群式出现，是数字经济时代创业企业发展的特有现象。这类企业的出现离不开时代背景和必要的市场、产业、技术及金融条件，资本市场需要理性看待它们带来的投资机会及潜在风险。为独角兽企业量身打造上市规则并无必要，我国资本市场应当坚定走好多层次发展之路，强化私募市场监管，严格执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促进各层次市场差异化发展。在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进程中，逐步接纳更多独角兽企业，助力企业稳定成长，更好回报广大投资者。

不平等的加剧通常归因于全球化、技术进步、人口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传统观点认为，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和稳定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长期改善穷人的状况。但是，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引起了各界对货币政策可能导致不平等的担忧。本文旨在梳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渠道，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以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金融的实践较早，其研究也较为丰富，值得我国研究者借鉴学习。各国对文化产业划定的范围不同，重点发展的文化领域也不同，因此国外很少对文化产业做整体性研究，大多关注文化产业中的某一行业。本文选取了各国普遍关注的三个重点文化行业以及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创意产业等四个分业领域的文化金融相关文献。对于国外新闻业，主要对传统新闻业和现代传媒公司两个时期的融资问题和融资渠道等相关研究进行概述。对于国外电影产业，主要对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电影产业发展模式融资相关研究进行概述。对于国外艺术品行业，主要对艺术品投资基金、私人银行、艺术银行等艺术品投资工具相关研究进行概述。对于国外创意产业，主要对其融资难成因及融资模式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概述。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及相关行业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学术研究的焦点，金融体系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产业增加值、进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国外金融业服务各类文化行业发展的经验能够为我国文化金融发展及政策制定提供一些思考及借鉴，如大力发展现代传媒公司、对电影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进行多元化的市场融资、大力推进艺术品行业投资工具创新等。

近年来，许多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相继推出私人信托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简称“PTC”）服务，旨在彰显信托制度优势的同时兼顾高净值人群的灵活性安排诉求，例如京东的Max Smart Limited（简称“MSL”）。无疑，这也激发了国内高净值人群对PTC的憧憬和青睐。纵览PTC的结构安排，除了美国的在岸模式，离岸法区的目的信托（Purpose Trust）、担保有限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CLBG）、巴哈马执行实体（Bahama Executive Entity,BEEs）及耿西岛私人信托基金会（Private Trust Foundation,PTF）等在所有权、管理权与受益权方面的处置各有千秋。本文着眼于较具代表性的英属维尔京群岛（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简称“BVI”）的PTC设立、运营及其利弊得失，即BVI-PTC框架，试图由此刻画出PTC在我国本土化实践的可能场景并有所借镜。该类公司通常由五类人或机构持有股权：委托人及其家人、慈善或非慈善的目的信托（A Charitable or Non-charitable Purpose Trust）、目的信托的受托人（The Trustee of a Purpose Trust）、承诺限额担保的有限责任公司和有利于受益人的全权委托信托等。其中朋友或家族的顾问均可成为PTC的董事或工作人员，进而参与PTC的经营管理。总体而言，在BVI设立PTC除了监管宽与收费低以外，还兼具信任度高、存续期长、有限责任、自主性强、投资多样等优势。但必须把握，留权需控制在一定限度，且应确保公司实质运营的最低标准，并在家族繁衍和传承中将家族精神持续升华内化为PTC的愿景和使命，践行家族精神的PTC传承策略。

国债在客观上兼具财政和金融的功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就在于建立统一、协调的国债管理政策。国债与货币供给的联系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只要具备货币创造能力的机构（主要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购买了国债，债务的货币化就现实地发生了；另一方面，上述联系主要体现在央行储备货币发行机制的主权信用模式。国内有必要建立稳定的国债管理政策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专门机构，专司国债政策；调整政府债券系列，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国债的期限结构应当多样化；国债市场的运行应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需要；统一推进我国的利率、汇率市场化和健全收益率曲线的进程。

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货币走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历史峰值息息相关，伴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峰值回落，汇率动态增强。结合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相互协调下的生产能力扩张与货币化进程，揭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动态变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机理。通过人民币汇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资本形成和货币化进程的联立方程求解，系统提供由其联合形成的人民币汇率动态演进。在本质上，人民币汇率动态，是与中国实体经济生产能力扩张和货币化进程相伴而行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情景看：（１）本币汇率升值对应的是资本形成的快速扩张， 货币化进程不断加速；（２）本币贬值对应的是生产能力的缓慢形成和货币化的逐步提升；（３）人民币汇率逐步趋向均衡汇率，既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是经济新常态趋向长期均衡稳态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