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贸易理论的两次革命

高占军：非常高兴能与您就国际贸易议题展开对话。近50年来，国际贸易领域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保罗·克鲁格曼与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构建了新模型，用以解释那些难以与大卫·李嘉图（1817年）及赫克歇尔—俄林（1933年）开创的新古典理论相契合的实证研究发现。克鲁格曼与赫尔普曼的这项研究被称为新贸易理论。同样，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二次革命的兴起也是源于一系列与新贸易理论模型预测相悖的另外一批实证研究发现，这场革命见证了企业层面分析框架在研究贸易流动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崛起——您正是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该领域的奠基性研究来自马克·梅利兹。您能否详细阐述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两次革命？

安特拉斯：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贡献，以及新一代贸易经济学家当前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理论：一个定义了第一次革命，另一个则催生了第二次革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规模经济。现代生产流程与农业或其他生产流程截然不同。农业雇佣更多人就能增加产出，这种关系相对线性。但在现代制造业中，规模效应极为关键。以半导体或汽车生产为例。众多现代化制造企业都会认真考虑生产规模与用工数量，并慎重抉择数十亿美元级工厂的选址布局，以确保实现规模化运营，从而覆盖在商品生产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前期投入。一家在中国本土市场表现卓越的企业，可能拥有完善的国内销售网络并能够覆盖中国市场，但如果想进军美国或欧洲市场，需要建立关系网，并发展分销商。存在一些重大投资，只有具备足够规模的大型企业才能实现摊销。根据第一次革命的经验，我认为应将规模效应视为国际业务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在此过程中，克鲁格曼真正关注的是工厂，例如工厂应建在何处。因此，这些理论逐渐演变为研究产业行为的理论，聚焦于真正关注企业和工厂的产业。

现代研究方法的突破在于认识到：即便同属一个行业，各企业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果要透彻理解特定国家为何对另一国存在大规模出口，需要了解这些企业在做什么，为何某些企业选择进入特定市场，而其他企业却不进入其他市场。简而言之，这两次革命已将贸易研究的分析单位从国家和产业层面彻底转变。新一代贸易经济学家正更多地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例如，在分析半导体企业出口时，与其关注一个抽象雇佣劳动力生产半导体的行业，不如聚焦于一家实际存在的大型半导体生产出口企业。如果想理解诸如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为何出口半导体，就必须考量台积电这一关键因素。

这就需要设身处地，站在一家企业经理的角度思考生产商品并将其销往海外市场。这是关于商品销售地点的关键决策，因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企业可能意识到需要从其他国家采购某些物品，这就涉及必须决定从何处采购生产所需的不同物品。汽车制造商甚至面临更复杂的决策，例如不仅需要在本国生产汽车，还可能需要在海外设立附属公司和出口平台，并在不同国家建立生产不同车型的工厂。

高占军：正如您先前所言，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具有决定性意义。能否请您进一步阐述这两代贸易理论假设之间最显著的差异？

安特拉斯：就第一次革命而言，克鲁格曼等学者指出，规模经济的存在，为全球贸易大部分发生在发展水平相近的相对大型经济体这一现象，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差异性的作用，即一国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是因为各自在不同领域具备相对优势，彼此差异越大，通过贸易往来获得的互利空间就越大。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相似经济体之间存在大量双向贸易流动，相似商品也存在双边贸易往来。德国向美国出口大量汽车，但由于规模效应，德国也从美国进口大量汽车。假设你是一家公司，想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既需面向美国本土市场销售，亦需将产品出口至德国市场。在德国的工厂也生产汽车，向美国及德国本土市场投放车型并进行销售。这就形成了双向贸易流动。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更为现代的研究视角则更进一步，开始探讨为何贸易流动会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之间。基于我们实证研究得出的企业销售决策构成了贸易流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德国和美国为例，我们现有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德国向美国出口汽车、美国向德国出口汽车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同一家公司的贸易行为。具体而言，宝马在德国本土设有工厂，在美国也建立了工厂。在德国工厂，主要生产328等车型系列；而在美国工厂，则专注于X3、X5、X7等大型车型的制造。当德国消费者想购买X3、X5或X7时，需要从美国进口这些德国汽车；而当美国消费者想购买328车型时，则需要从德国进口。这些商品为何存在双向流动？由于规模限制，宝马无法在德国本土生产所有车型，更明智的做法是在全球设立不同的工厂，针对特定车型进行集中生产。因为单一车型的产量越大，就越能有效分摊固定生产成本。此外，既然同属一家公司，为何宝马选择在美国生产汽车？这是因为，美国人偏爱大型汽车，X5和X7车型在美国市场的需求量远超德国本土。由于X系列车型的需求高度集中在美国市场，运输汽车的成本极为高昂，将生产线转移至需求所在地更为合理。

这些关于全球化生产的现代模型，不仅旨在解析汽车行业为何存在双向贸易流，更试图阐明同一家公司为何在不同国家以相同品牌生产相似车型。其原因可能是希望靠近需求地，或者希望利用某些国家特有的廉价资源优势。我们正在对这些模型进行约束训练，并采用企业级数据进行模型估计。通过分析美国海关单据中的贸易数据，能够追踪美国汽车出口情况，掌握各汽车制造商在不同市场的销售分布，并获取这些美国企业海外业务运营的部分信息。我们的模型不追求解释每个决策细节。经济模型的目的是试图提供一个具有预测力的框架，能够在平均意义上预测企业的行为，进而运用这一框架进行反事实推演。

二、跨国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高占军：多年来，您始终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研究，该框架被广泛认为是分析国际贸易流动的新视角，更是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何此框架如此重要？

安特拉斯：全球价值链反映了世界贸易运作的方式。跨国商品贸易流中占比极高的部分（接近70%）并非直接销售给终端消费者的商品，而是作为更复杂、更长产业链中的组成部分存在。例如，在半导体行业，中国台湾地区向其他经济体出口芯片的情况只是产业链的一环。此外还包括持续创新、使用硅材料、制造，以及从芯片到汽车制造商的下游环节等。所有环节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每笔贸易交易都是漫长链条中的一环。包含全球价值链的模型也更具现实意义。一个模型如果不包含价值链，意味着其忽略了贸易流动的重要维度。例如，考察贸易政策对贸易流动的影响，包含全球价值链的模型与不包含全球价值链的模型，其分析结果有所不同。考察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包含全球价值链模型也与不包含全球价值链模型存在显著差异。这种现实主义对于国际贸易领域若干关键要素具有特殊意义。

高占军：跨国企业在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柱。在您近期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论文中，通过整合美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与分国别贸易的新数据集，揭示了跨国企业贸易流动与其全球生产决策之间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特拉斯：如前所述，在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我们不仅创建模型，还通过极其精细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严格校准。上述论文研究显示，许多国家难以获取此类数据，但对于美国，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能够掌握大量信息。因此我们得以观察美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商业行为，也能监测到其出口交易和进口交易数据。如果这些企业设有海外业务分支机构，就可以观察到其在境外市场的部分运作情况。我们正致力于更精准地绘制全球价值链图谱。但目前存在诸多局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量化建模与实证分析

高占军：您在近期发表的工作论文《国际贸易的未知水域》中指出，国际贸易领域同样经历了一场量化革命。这场革命由中型模型驱动，这些模型能够快速评估贸易成本冲击对实际收入的影响。此外，实证研究的一个分支已摆脱理论框架的束缚，突破了传统数据来源的局限。这些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安特拉斯：量化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正试图突破将模型仅作为定性指导工具的局限。经济建模长期以来仅仅在定性层面指导着政策制定，而新兴模型分支试图超越这种局限，这基于我们当前掌握了更丰富的数据资源。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估算，选择模型参数，使模型与数据之间的差异最小化。模型并不完美，不能期望其解释一切，但可以让模型尽可能贴近现实。若该模型表现稳健，则堪称优质模型。还可将模型用于反事实分析的研究，即假设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特定调整：比如在此处增设关税、在彼处加征税费，或在特定环节提升生产效率。此后即可运行该模型，定量输出环境变化对贸易流动等变量的影响估值。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已有五六十年历史。这些模型始终存在，但曾长期处于我们行业的边缘地带。伊顿、科图姆等学者的研究，已将其推向了学术前沿。当前，业界对于如何规范这些模型的方法、其影响稳健性程度以及假设条件变更等问题已展开深入探讨，并致力于让这些模型越来越贴近现实。目前这些模型的量化设定存在缺陷，可能会有偏差。但这无疑已经对众多央行产生了显著影响，许多央行正在运用量化交易模型来评估各类市场变动的效应。 

高占军：不仅各国央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也是如此，对吗？

安特拉斯：确实，世界贸易组织（WTO）、IMF等机构都在采用量化模型的某些版本，其使用频率已远超过去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应用程度。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不受束缚的实证文献的其他研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力不如在学术界内部那么大。它们主要在学术界内部产生影响，因为一些年轻人向我们展示了许多我们之前不知道会存在的数据来源，他们利用私营部门数据和历史数据撰写了极其有趣的研究成果。此外，在政策引导方面已有相关研究，但较少从量化角度出发，而更多侧重于政策评估层面。例如，曾有人试图研究出口促进政策或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与出口表现。需要明确的是，单纯对补贴与出口或援助与出口进行简单相关性分析是不严谨的，因为这涉及内生性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与机构合作或独立开展研究，通过建立并实施随机对照试验，旨在评估特定政策与出口表现、生产效率等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整体而言， 迄今为止其影响尚属有限，但随着各国出口促进机构、商务部等贸易主管部门日益重视与学术界合作，以期更精准评估贸易政策对生产商的影响机制，这种学术研究的实际价值将显著提升。未来几年这方面将涌现大量优质研究成果。

四、全球化进程是否已出现逆转

高占军：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0年前后，我们经历了一个超级全球化时期。正如您在工作论文中所分析的，这一轮超级全球化浪潮主要由三大驱动力推动：技术、政策与政治。然而，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甚至有观点认为我们已步入去全球化时代。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安特拉斯：我认为这三大驱动力背后的情况可能并不相同。从技术层面看，信息通信技术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所有全球价值链都需要协调与沟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通信环节成本大幅降低。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宽带网速从较低的水平跃升至五到十倍时是质的飞跃。不过，纵观各项技术因素，最初的一轮才是真正的巨浪，此后增长会逐渐减弱。关于除信息通信技术外的新兴技术变革是否将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当前有很多争论。有人可能会认为，自动化技术正在引发去全球化效应，因为自动化意味着企业无需再远赴海外寻找廉价劳动力，机器人就能完成这些生产环节。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去全球化的推手，因为其替代了相对常规的工作。因此，无需进行国际交易。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认为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具备推动全球化的潜力。

全球化进程的停滞，绝非技术因素所致。在我看来，这与政治和政策密不可分，二者始终相互关联。在许多经济体中（例如在中国），人们意识到，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些人受到了损失，但从整体来看，这对社会而言是件好事。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中，相当比例的民众并未感受到超级全球化时代为其带来实质性的收入提升。在这些国家里，要求从高度全球化水平回撤的民意压力正与日俱增。美国的情况稍显复杂。美国民众从廉价商品中获益匪浅，能够以远低于以往的价格购买物品，但全球化也对美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一种日益强烈的感受正在美国蔓延：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或许远不及政客们承诺的那般丰厚。这催生了美国国内诸如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崛起。他们宣称，数十年来美国始终在助力全球其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如今是时候更关注自身利益了。最终，这些政党当选后推行的政策，显然是在推动去全球化进程。他们威胁要征收高额关税，签署的协议并非自由贸易协定，而是带有保护主义性质的协议。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历程是：首次胜选后连任失利，而后再度赢得大选。显然，市场对他再次行动存在明确需求。这一事件之所以更具标志性意义，在于其促使我们思考与理解，全球化进程是将持续深化，抑或将迎来去全球化浪潮，背后存在一些根本性力量在发挥作用。

高占军：迄今为止，数据中是否显现出去全球化的迹象？

安特拉斯：是也不是。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索洛模型的提出者）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曾谈及计算机技术，以及人们如何预言计算机时代将彻底改变经济。他指出，在统计领域外，计算机已无处不在，但生产率增长未见显著提升。同样地，全球化看似无处不在，人人都在谈论，但在统计数据中却难以看到，至少在过去几个月之前确实如此。自2018年延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摩擦虽已对双边贸易流动产生冲击，但整体贸易规模仍保持稳定。美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确实在减少，大量贸易活动正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和墨西哥，继而进入美国市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路线调整，更非因某地关税而采取的船舶绕航策略，而是真正有意义的产业转移。中国企业将部分业务、生产环节迁至越南，在墨西哥设立生产工厂。这种布局调整的动因在于企业仍需深耕美国市场，而直接出口的贸易成本更高。中美之间的贸易流转变为中越、越美或中墨、墨美之间的贸易流并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价值链重构。

现在情况可能会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而迅速变化。鉴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如果美国最终对全球各国征收15%乃至更高关税，未来五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去全球化趋势，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也将随之下降。不过，我们对世界经济走势和贸易政策走向的所有预测都在瞬息万变，目前尚难定论。但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产业转移现象将持续出现，特别是某些国家在向特定市场出口时面临远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关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意识到依赖外资企业供应某些商品存在风险，更多企业可能转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总体而言，这将导致全球化进程放缓。虽然这可能会给部分国家带来更强的安全感，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从整体来看弊大于利。其不仅会摧毁大量工作岗位，还将导致部分经济体相对更加贫穷。

高占军：您在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出，现代全球价值链所具有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可能使企业在面临严重但暂时的冲击时，缺乏拆解这些价值链的内在动力。鉴于企业在制定全球采购战略时需承担巨额沉没成本，其选址决策往往相对僵化。在当前环境下，您认为这些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加上全球价值链内部的惯性，是否仍能在阻止全球化逆转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安特拉斯：是的，但这种作用越来越弱。我在2020年至2021年间撰写了一些内容，当时我们正全力研判新冠疫情是否会引发一场去全球化的冲击，以及新冠疫情叠加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初期的双重影响、其长期效应将如何显现。 当时我指出，不太确定这是否会导致去全球化趋势，因为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变化。比如新冠疫情，或者设想仅仅是特朗普基于某种原因对中国存在偏见，可能会实施一些针对中国的政策，持续三到四年，随后这些政策便会终止。若仅为暂时性冲击，便不会贸然启动全产业链迁移，也不会重构全球价值链。面对暂时性冲击时，人们会慎重考虑建设工厂，因为投入数十亿美元建厂后，这些投资便无法轻易转移。同时，部分设备和管理层可以迁移，但大量资源在转移过程中流失，会形成市场粘性。因此，面对大规模但暂时性的冲击时，可能不会看到太多的迁移。这正是此前的中美贸易中所见证的情形。事实上，中美双边贸易直到近两三年才开始急剧下滑。在此之前，中美双边贸易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两三年前发生了什么？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并非暂时性冲击，不会很快消失。拜登当选后，美国国内普遍存在一种情绪，认为或许美国不愿再与中国保持自由贸易关系。一旦认清一种普遍预期，即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中美双边贸易流动在未来数年内或将持续面临关税壁垒，就可能意识到产业布局或需要调整，中国生产商可能开始认真考虑向墨西哥或越南转移产能。此后我们就开始看到这种重组。这已不再是暂时性冲击，而是一个崭新的阶段。虽然不确定是否该称之为新世界秩序，但这确实是全球经济的新阶段，很可能会引发更多变革。

五、贸易竞争、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政策

高占军：当前，反全球化思潮已呈蔓延之势，而关于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亦日益凸显。该问题在国际贸易文献中引发了广泛研究，其中您与合著者的文章尤为突出且极具影响力。您的论文有别于许多主要关注市场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强调了全球化对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那么，对外贸易与离岸外包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贸易经济学家们对此问题是否已达成共识？

安特拉斯：针对该问题存在两种分析路径，我将重点谈谈与我的论文相关的那一种。其中之一是实证性问题，即贸易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这一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例如，贸易究竟是加剧了不平等，还是缓解了不平等，以及跨国与国内不平等状况如何。我认为贸易全球化提升了整体平均收入水平，但这一进程同时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人们对不平等加剧代价的感受，不仅取决于全球化对收入的影响，更取决于其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在我看来，造成美国当前局势、特朗普当选总统及其执政举措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面对全球化与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或称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这两大加剧不平等的重大冲击，美国政府非但没有加强再分配政策、确保受此发展冲击的民众免于陷入绝境，反而在此期间降低了税收累进性与边际税率，并大幅削减多项社会福利计划。结果是，正如多恩和汉森在其研究中所揭示的，全球化特别是对华贸易，不仅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与薪资水平下降，更引发大规模失业潮及伤残保险索赔激增现象。这就像一位45岁的工厂工人失业后，不去接受免费培训或另谋出路，反而直接声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永远无法再就业，并打算长期靠政府发放的残疾补助金度日。这是帮助全球化受损群体的一种非常低效的方式。我认为这是美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缓冲全球化冲击影响的再分配措施没有得到妥善执行。

贸易经济学家认为贸易能提升整体收入水平，总能够补偿受损者，所以应当积极推进。但如果不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受损者势必心生不满。不过，让普通人感受到全球化的收益并非易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深知，由于全球化，商场里购买到的商品价格仅为美国本土生产成本的五分之一。此外，有些人能在蓬勃发展的出口行业谋得职位，或许也能体会到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但与此同时，许多人确实难以切身感知全球化带来的实际收益，代价则可能更为直观。例如部分人因为工厂倒闭而失业，找不到新工作，或者只能靠伤残补助生活时，打击更为沉重。这种不满情绪在民众中蔓延，且日益加剧。欧洲在再分配方面的政策更为出色。欧洲民众虽然有不满情绪，但美国却有大批民众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深感愤懑。

整体来看，我认为再分配确实存在不当之处，这对理解市场不满情绪至关重要。我在此前的论文中尝试将这些观点形式化。在全球化的福利成本与收益评估中，如果贸易加剧收入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部分群体的不满情绪，这就可能需要提高税收。而如果提高税收，则可能导致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因此，我们需要量化分析这一考量，以便理解：如果贸易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那么相较于所有人都获得同等收益的理想状态，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普遍看法可能会趋于悲观。

高占军：您的研究特别强调了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全球贸易中约70%属于中间品交易。正如您最初提到的，模型结果可能因是否包含中间品而截然不同。在进口竞争冲击的影响下，若将模型应用于中间品投入，其运作机制将呈现何种差异性特征？

安特拉斯：各模型采用不同的参数设置。在标准模型中，比如以前的模型，我们构建了中间品贸易与全球价值链模型。其中消费品占据核心地位。当消费者能够以更低价格获取商品、扩大消费规模并实现更高福利水平时，这种消费品将使经济受益。再考虑将其作为中间品来处理，即供企业在生产中使用，而非消费者直接购买。通过降低中间品的成本，企业得以提升整体生产率水平，并降低整体成本。这将进一步导致企业降低价格，进而促使市场需求增长和企业规模增长。企业规模增长不仅会对已降价的中间品产生更大需求，还可能带动其他需求扩张。例如，企业将部分生产环节设在中国而降低了成本，结果不仅增加了对中国的零部件需求，还带动了来自韩国、墨西哥甚至美国本土供应的零部件需求。

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准确展示了这一点：在中国加入WTO后开始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不仅显著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量，而且同步提升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甚至可以观察到一些企业增加了对美国本土投入品的采购量。由此可见，也许“中国冲击”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那些将业务外包至中国的企业而言，其结果并非基于互补性而削减了本土岗位。进口行为实质上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反而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将采购更多原料并招募更多员工。因此，进口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亦有利于其他方面。这与传统模型截然不同。而如果进口成品，美国本土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势必会缩减规模并裁员，这对劳动力市场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高占军：您提到欧洲国家在应对不平等问题上采取的再分配策略与美国存在显著差异。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近期就进口竞争冲击与再分配问题回应称，美国本应效仿欧洲的贸易路径，即构建根植于政治妥协、具有公信力的福利国家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安特拉斯：我赞同这一观点。作为同样来自欧洲的业内人士，观察到欧洲的操作方式后，我认为这些措施在美国市场应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但有些人认为美国是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这样的做法在美国根本行不通。在我看来这与经济关系不大，更多是文化层面的问题。提高边际税率，让跨国企业依法纳税，填补美国税收体系漏洞以确保亿万富豪承担合理税负等举措似乎并不是难事，不过我对这些领域确实知之甚少。除税收政策外，欧洲推行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亦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来帮助失业的工人，通过审核其简历与资质档案，为其提供职业引导与就业转介服务。此举将助力民众平稳过渡，延续职业生涯，有效延长工作年限，同时为家庭提供坚实经济支撑。而美国并未采取此举措。我认为，美国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就该采取这方面的措施。但考虑到某些人在文化层面对此的解读，认为这绝非美国的行事风格，我不太确定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六、全球贸易谈判的影响与未来国际贸易格局

高占军：当前，多国正与美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似乎与诸多国家的利益相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芬·米兰撰写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分析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深入探讨了常被称为“海湖庄园协议”所涉及的美元政策。您对这篇文章有何见解？您能否详细阐述当前贸易谈判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安特拉斯：斯蒂芬·米兰的文章确实有些难以置评。在某些方面，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严重，美元的主导地位与强势美元曾对产业竞争力造成拖累。但我对于其通过加征关税来应对这些问题的策略并不赞同。劳动力市场方面，我们刚刚讨论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本应是更为直接的解决途径。应当着力解决民众失业后难以再就业的困境，而非简单地对外加征关税。美元方面，对外加征关税本身可能无法实现美元走弱这一目标。在常规情况下，提高关税将导致美元走强。这正是首轮中美贸易摩擦时的真实写照。正如斯蒂芬·米兰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美元升值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实际上相当于由中国承担了关税成本，换句话说，看起来就像是中国在支付关税。这令人困惑。一方面，斯蒂芬·米兰等人预测美元会升值，声称会由此抵消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美元走强。对于特朗普今年4月初宣布的“对等关税”政策，我想多数人都认为这其实并非真正的关税政策，而是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缺乏公信力的声明，并且引发了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促使市场上出现对美国经济政策执行专业性的诸多质疑，迅速导致了美元贬值。

因此，我不同意斯蒂芬·米兰的部分观点以及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这些政策并非解决之道。此外，这些政策是否相互协调一致也令人质疑，有时这些政策似乎在相互牵制。早在4月之前我就多次强调，特朗普总统素来推崇关税，他不会接受自由贸易。我原以为他会对各国普遍征收10%的关税，考虑到当前局势，对华关税甚至可能更高。结果我错了，现在看来会是15%。此前我一直在向其他国家建议（特别是与欧洲媒体和欧洲政策制定者交流时），虽然特朗普的关税不会低于10%，但切勿采取报复措施。不采取报复行动在政治上代价高昂，但报复亦没有任何好处。倘若美国对欧洲采取提高关税措施，那就该转而与中国对话，着力构建对华合作关系，切莫将局势复杂化。将欧盟打造成一个免除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区域，或许是正确的应对之策，欧洲方面正是采取了这一举措。但我们将拭目以待事态发展。因为我身处欧洲，亲眼目睹了7月下旬公布的欧美贸易协定引发的反响，欧洲方面对此怒不可遏。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抉择。多位首相都曾表示，这绝非他们期望看到的局面。许多民众认为特朗普达成了他想要的目的，这种状况令他们深感不满。而对于美国而言，即便此举能增加部分关税收入并缓解美国的财政状况，这也仍然是一套极其反常的政策组合。如果确实关注税收状况，应当采取关闭税收漏洞、强化跨国企业征税、更有效地对富人课税等举措，这些必将增加财政收入。而对某些行业加征关税会更大程度地扼杀经济增长。短期内美国经济形势相对较好，但并不能确定1年后人们是否还会持相同看法，更不用说10年之后。

高占军：能否深入探讨一下欧美贸易协定？您刚才提到欧洲政界人士可能对此持有异议，您对此事的看法如何？从经济角度而言，您认为这项协议对欧盟意味着什么？

安特拉斯：当我看到这份公告时，作为拥有部分欧洲血统的人，我深感愤慨，为何要签署如此不对等的协议，竟作出这般全面让步。对此我心情复杂，因为我同时也是美国人。这种做法在外交层面实在有失妥当。

不过让我暂且放下这些事务，首先以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其次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思考。作为社会科学家，我理解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决策空间极为有限。因为如果美国威胁撤出乌克兰战场，对欧洲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因此当前美国掌握了主动权。特朗普正在利用如此强势的谈判地位，从欧洲谈判代表的角度出发可能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对欧洲而言并非绝对是件坏事。对于部分即将面临15%关税的生产商而言，这无疑是个坏消息。但是，欧洲各国政府向来擅长通过补偿机制来纾困受损者。倘若当前态势持续发展，欧洲与中国乃至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对话必将日益深化，全球价值链也将随之加速重构。这一真正全球化的趋势将更多地体现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而非美洲地区。长远来看，欧洲经济终将企稳向好，而我对美国市场则持相对审慎态度。但这其中存在微妙差异。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如果我对这一切的心理层面毫无感触，我会认同这对欧洲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我并不满意这笔交易，这感觉不像一份协议，更像是一种羞辱。老实说，这不太对。

高占军：鉴于当前形势，这似乎是欧盟能达成的最佳协议，至少目前如此。

安特拉斯：确实如此。不仅仅是欧洲签署了协议，日本和韩国同样也签署了相应协议。所以，这似乎是事态的发展方向。特朗普将再次宣称获胜，但对于未来5年美国经济将受到何种影响，我持保留态度，并略感担忧。

七、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塑造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高占军：您深入思考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塑造国际贸易流动的驱动因素、影响及政策设计方面的作用，并在研究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在我看来，这些技术在该领域正变得愈发举足轻重。能否请您就此关键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安特拉斯：在我看来，人工智能将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尚不能断定其是否会引发类似信息通信技术的新一轮革命，但这项技术将通过多种方式重塑工作模式与生产效率，对全球化进程产生连锁反应。人工智能在促进贸易方面有很多作用。例如，这项技术能够降低沟通上的障碍和壁垒，使得语言障碍近乎消弭。同时，其正在取代某些特定工种的工作岗位。关于人工智能对贸易量、贸易分配效应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新型技术形态，其本质在于运用计算机系统进行预测和分析等。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正步入一个能让“看不见的手”变得可见的阶段？当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能断言现在政府干预比过去更可能产生积极效果，或者认为应当鼓励这种做法。即便在人工智能时代，回归政府主导或中央计划的经济模式，恐怕也难以获得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部分观点赞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产业政策制定比以前已更具可操作性。凭借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精准地识别优质产业政策，通过大数据实时测试评估政策效果，继而实现优化调整。以往某些政策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效果，需先收集数据，待分析发现政策失效时，往往几年时间已经过去。如今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市场状况，并运用预测来指导政策。因此，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可能更为顺畅，可以采取比过去更为精准的政策调控手段。整体来看，未来政策制定者将会更多地运用这些工具，但不会取代市场，市场价格仍须发挥其信息整合的功能。值得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过于新颖，正以惊人的速度迭代演进，其发展轨迹难以预料。我们将持续关注其带来的影响。

高占军：真是一场精彩的对话！您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此次交流令我受益匪浅。作为该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您对全球化、国际贸易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提供了深邃洞见。非常感谢！

《中国外汇》〔英文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