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不断改革与发展，在保持自身基本稳定的同时，也对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来，各种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潜在风险。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但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领域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当前，社会各界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金融机构组织形式存在不少争议，如何正确看待和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无疑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

总体上看，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部分实现了去杠杆目标。2018年,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3.99%下降到243.70%，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08-2016年是我国快速加杠杆的时期，这8年间杠杆率共上升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

春节期间，国产电影《流浪地球》刷屏朋友圈，很多影迷高呼2019年是中国科幻片的元年。 但在它被点赞的同时，却是整个电影市场的低迷。根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2019年国内春节档电影票房收入58.4亿元，同比仅增长1.4%，而观影人数只有1.3亿人次，相比于2018年同期大减了9.0%。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概念，“普”是指“范围广”，“惠”是指受惠，让更广范围的人享受金融带来的益处就是普惠金融的主旨。一般普惠金融所涉及的群体主要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

2018年11月27日，人民锒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301号），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范围、规评估流程和总体方法。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由 “全球系统重要性”发展到“国内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阶段。系统重要性银行（SIB）主要是指那些规模庞大、业务复杂、其倒闭有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影响从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本文主要对美国和欧盟有关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经验进行总结，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提供借鉴。

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年初以来，在所谓的“301”调查基础上，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从规模、强度、波及面等方面看，此次事件业已成为近40年来中国遭遇的罕有的严峻外部冲击，也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经贸交往中鲜有前例。尽管在事态进展中，包括两国元首在内的高层进行了多次会面、磋商，众多业界、学界人士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对此表达了担忧与关切，但无奈美方决策层似乎决心早定，始终摆出咄咄逼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式。截至2019年1月，美国已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约占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一半。当然，中国也旋即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包括对美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提起诉讼等。

近两年以来，受监管强化及银行自身积累能力减弱等因素影响，银行业对资本补充的需求日益迫切。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又需要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两方面矛盾交叠之下，拓展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成为化解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背景下，加快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再次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