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冲击以及产业转移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日本经济呈现相对低迷的状态。在东亚金融危机新的冲击下，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物价开始持续缓慢下跌，宏观经济进入了长期缓慢通货紧缩的状态。虽然在理论层面，日本学界对于通货紧缩的成因有“货币观点”与“结构观点”之争，但各方都一致认为，若要使日本经济走出发展停滞的困境，应将摆脱通货紧缩是重要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2019年上半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减税降费、聚力增效的要求，财政减收增支，导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提前出现双缺口。为弥补双缺口，扩大地方债券发行，财政政策有力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化解潜在风险，优化经济结构。 上半年我国财政存在四个主要问题： 一是税收收入持续放缓，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上半年税收总收入增长0.9%，对税收总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依然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三者合计拉动税收增长5.77%，但异常的是出口退税、个人所得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出现负增长，合计拉动税收收入负增长5.26%。减税措施、扩大出口退税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税基增长缓慢是上半年税收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是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加快，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1～6月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15692亿元，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额5369亿元，两者合计21061亿元，比2018年扩大16906.6亿元。为弥补大量的地方财政收支逆差，上半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累计增长一倍，新增债券累计同比增长550%，专项债券累计同比增长322%。虽然目前 专项债并未计入财政赤字口径，但财政减收增支的直接后果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逆差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上半年财政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逆差累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4.6%左右，政府债务负担加重。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到期债务无法按时兑付，引发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和情绪震荡，相关地区的新债发行出现困难，导致区域性融资困难和资金成本抬升。 三是地方财政收支分化，部分地区财政困难加剧。地方财政收支分化巨大，部分地区财政困难加剧，财政收支平衡风险有所显现。我们重点监测了收入增速负增长和财政收支逆差大幅扩大的地级市。江浙一带的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嘉兴等少数城市保持一般预算收支顺差。京、重庆、贵阳等大城市财政收入负增长，但财政支持力度大幅上升，可能下半年支出增速会放缓；广东、贵州、湖南、福建等均出现了少数城市政收入增速负增长；中西部地区个别市县级政府财政收支困难，如果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及时，部分中西部城市财政收入负增长可能影响这些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四是缩减进出口相关税收不可持续。以美元计价，上半年我国商品出口增长0.1%，进口增长-4.3%。实现贸易顺差1812亿美元，顺差额比上年增长33%。上半年出口退税达到9779亿元，比去年同期多退2118.4亿元，综合考虑关税、进口商品增值税和消费税后，2019年上半年进出口相关税收累计为负83亿元，进出口相关税收受到的冲击比2009年上半年更严峻。2019年上半年出口退税削减了出口产品价格11%，比去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大额出口退税虽然换得暂时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但其代价是国内财政收支差额和地方政府债务扩大，国际收支压力被转移至财政压力。从中长期看，财政政策不应被当作调节国际收支的长期工具，汇率等货币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来缓解国际收支和财政压力。 减税降费等收入端的财政政策具有较长时滞，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可能继续保持较低增速。下半年应适时推出精准逆周期调控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努力在资金使用效率和结构上多下功夫，加快“六稳”政策落地实施。同时，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避免政策工具之间相互打架，减弱效力。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最大变数就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两次升级，巨大的外部冲击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也加剧了资产价格波动，汇率、股票等市场的大幅波动就是明证，而且中美贸易争端不仅影响了两国经济，其外溢效应大有逆转全球经济复苏之势。当前全球经济需求转弱，正面临新的“衰退性冲击”，欧美各国转向“宽松”政策。美国在2018年连续四次加息，现预计2019年最少减息一次。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不仅要积极应对外部冲击，而且还要促转型，通过改革开拓新的天地。 与近10年来的情况相似，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体业绩增长与经济走势亦步亦趋，没能率先摆脱宏观调整的步伐，商誉减值、股权质押等问题集中爆发，上市公司业绩呈现分化，可以说当前上市公司高质量转型依然在路上。从历史数据看，A股上市公司业绩与PPI走势高度相关。2019年，受经济增速放缓和翘尾因素的共同影响，PPI同比增速向零值收敛并有可能在三季度转负。这本质上是对前两年PPI过快涨幅的一种有益修正，较为温和的通缩本身具有分配校正效果；但也要谨防经济下行周期中PPI通缩累积形成的债务—通缩机制，以及通缩导致的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利润率下降和国家税收减少等问题。同时，PPI下行可能会对上 中下游板块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场表现产生不同的影响。 未来随着中国A股上市公司转型步伐的加快，利润增长可能从价格效应转向创新效应。分行业来看，传统部门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除受周期性波动影响有所起伏外，总体处于下行阶段；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蓄势待发，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产业、新业态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强劲，并有可能快速成长。与传统产业上市公司不同，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在研发投入、工资增长、资产收益率及资本性支出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前，在中国经济由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过程中，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就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的多层次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完善功能互补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市场承载力。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因为贸易的猜忌而动怒，一个现代民主大国何等地误解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准备发动或继续进行战争以取得商业上的优势，甚至只是为了实现商业均势。”（约翰•吉利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1797年)

当前，对经济衰退以及国际经贸冲突的担忧使市场认为美联储将开始启动降息，从而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国债期货市场期现货贴水。次贷危机以来，美股的持续上涨由每股盈利的持续增加而推动，这其中宽松的货币环境功不可没，联储直接参与国债市场交易挤压投资者，迫使他们买入信用债从而压低信用利差，一方面低信用利差驱动企业大规模发债进行回购推高股票价格和每股收益而压低市场波动率；另一方面，低信用利差支撑了居民部门的负债，提高总需求和促进消费。目前贸易冲突引发了全球价值链交易成本迅速上升，而受此影响所产生的经济下行将难以从货币政策的层面上来改变。全球生产成本受到中美贸易争端的直接冲击，离岸人民币ATM隐含波动率与VIX指数自2018年以来相关性越来越高，每当中美经贸摩擦出现升级，人民币就出现贬值，并伴随全球权益市场的剧烈调整。 美国倒挂的收益率曲线反映了需求下滑的预期，而仍然高估值的股市又反映了盈利稳定的预期，这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背离必然会被修复。虽然修复的时点不可预测，但按照历史经验来看，每次经济衰退发生之际，联储大幅降息后反而紧接着就是权益市场的剧烈震荡。 从风险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认为人民币资产（包括权益和债券）和人民币本身具有较优的风险敞口。从经济基本面和资金风险追逐的角度，进行三种不同情况的推演：如果全球经济出现短周期回暖，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权益资产最优，美股由于估值过高收益率可能略低，美国国债收益最差；如果贸易问题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下行，则美国国债和黄金为最优资产，其次是中国国债；如果全球经济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暖和恶化，油价稳定及联储不主动调整利率，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权益、可转债为最优。 短期内如果外部金融环境迅速恶化，可能会拖累中国国内市场，然而从中期配置层面上看，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仍然明显。如果担忧短期风险，配置波动率资产对冲短期波动也是可行的策略。要应对外部风险的冲击，深度比广度更重要，中国的市场需要具备更多的风险对冲的工具。不断培育和发展国内衍生品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在当前全球衰退预期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发展衍生品市场仍然十分迫切。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金融科技公司作为普惠金融领域的重要市场参与者，往往凭借领先的信息科技，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深度融合，为国内普惠金融实践，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注入强大的创新动能与勃勃生机。而基于小微信贷领域深耕14年经验，平安普惠继承集团公司优良的创新基因，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与聚合能力，践行普惠金融并取得积极成效。

2015年中英双方就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沪伦通”提出构想，2018年相关文件密集发布，“沪伦通”制度设计初现端倪，11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发布一系列配套业务规则，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等8项。经过4年的准备，2019年6月17日“沪伦通”正式启动。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的新渠道和金融开放的又一布局，“沪伦通”是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又一里程碑。

近年来，多数信托公司不断发力消费金融。截至2018年底，68家信托公司中已有约40家信托公司开展消费金融信托业务，余额已近3000亿元。消费金融本质是小额零售信贷，具有额度小、审批快、无抵押和期限灵活方便等特点，相对于房地产、政信等信托公司传统投资领域，业务特点具有显著差异。信托公司发展消费金融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去产能和调结构条件下，信托行业寻找新的投资出路必要应对措施，也是对当前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积极响应。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股票市场培育出伟大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