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这个词是越做越热，衣服脱掉了脸还是红的。前面杨主任提到金融科技是多视角探讨，从不同视角探讨金融科技，我想给大家换一个视角，我刚才讲到坐在那里越来越热是一种感觉。

金融科技颠覆传统银行，我是属于被颠覆传统银行，刚才讲到几个创新，我是属于混合创新，我主要是讲上海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这里面是一个假设性，上海已经公开宣誓自己要做金融科技中心，但是很可惜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这样做。这个题目可以改成开放银行作为金融和科技建设的战略抓手，上海如果不做金融科技，上海要想搞成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很难。

摘要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7)》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年度报告的第五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报告将致力于为支付清算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支付清算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报告之后，连续四本都引起了政策层、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我们需要跳出支付本身，从更高层面来理顺支付清算体系的研究思路，包括基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认识视角、基于国家支付体系的认识视角、基于支付清算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视角。应该说，与之在经济金融运行和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相称，支付清算体系已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在技术和制度变革成为现代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两大驱动力的前提下，我们亟须深人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努力使得支付清算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核心竞争力优化、金融的高效与安全运行、社会公众的福利改善，并助力普惠金融。我们希望《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的连续出版，能够成为上述努力的一部分。 本报告由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构成。总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并且运用量化分析工具考察了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宏观经济变量、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与金融风险、货币政策的内在关联等；专题报告跟踪分析了国内外支付害算体系的发展状况、热点与难点，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以支付经济学为主线的学术文献，组织翻译了美联储发布的“美联储支付研究报告（2016）”们期待《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平台，用来促进我们与各界同人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献。 Abstract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as the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im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al economy. It tries to cover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rules, and policies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over the world and track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in this area. With ample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 the report tri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2013, the three issues of the annual report have attracted general and intens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market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payment system, three perspectives from an advanced standpoint are needed: the one based on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the one based on national payment system; and the one based on decentralization of payment With its rising role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per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the payment system has got highly emphasis from our central government As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evolution has become the two driving factors for modern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it's imperative that we achie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payment system based on its history and ensure its efficient and safe 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social welfare We hope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can be a part of the effort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wo parts: general reports and special topics. The general report presents a panorama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cluding its evolution path, current status, existed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indexes wit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isk,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Special topics cover the practice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provide a selective survey of hot issues in this area includ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Payments Study 2016.We expect this report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Settlement and all the peoples and institutes interested in this significant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各位领导，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对金融科技思考。我本身是专注于金融科技行业股权投资，先后投资蚂蚁金服三轮增资，包括最近苏宁金服，我们看了一些金融科技企业，我本人是互联网金融创业者，希望给大家分享。

前言 一、本书的红线 总结新中国60年的金融发展历史，首先需要确定一条能全面深刻反映金融业发展变化本质的红线。经过反复比较，我们确定储蓄、投资及两者的平衡关系为本书的红线。 支撑这一选择的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 首先，在经济学中，储蓄与投资的平衡问题，构成宏观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关系；由于金融的基本功能是媒介储蓄向投资转化，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因而也是金融发展的永恒主题。 其次，观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三个明显区别的递进阶段：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此间，中国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基本关系是后者高于前者（出现所谓“储蓄缺口”）。这反映了建国初期经济凋散、资金匮乏的现实，折射出政府欲通过强制储蓄来为投资筹措资金以实现“赶超”的战略，体现了封闭的、实物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对金融发展的压抑。1978~1993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关系非常不稳定；时而前者高于后者，时而后者高于前者。这种不稳定，记载了中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探索、反复、彷徨和前进，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金融业在挣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过程中重组各类要素、寻找功能定位的艰苦努力。199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储蓄率始终高于投资率（出现所谓“投资缺口”），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解放生产要素的激励作用，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迅捷进程。简言之，分析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及其变化，可以清晰地把握新中国60年金融发展的脉络。 再次，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既可通过直接方式（所谓“直接融资”），也可通过间接方式（所谓“间接融资”）。这就形成金融业发展的两类主要路径。从国际视角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何者占优，形成各国金融结构的基本特色。从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过程看，改革开放前是间接金融一统天下，自不待言；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本质上正是打破间接融资一统天下，逐步形成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金融结构的过程。而且，就中国金融改革的未来方向而言，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构成其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也有预见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方向的便利。 依循这一线索来划分的新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阶段，恰与根据体制变化来划分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相吻合——在传统体制下，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是基本趋势；经济转型时期，投资率与储蓄率的关系无一定之规；在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方向之后，储蓄率则始终高于投资率。这种契合关系，既揭示了经济体制与金融运行互为表里的关系，也为我们从储蓄/投资关系角度来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历史的尝试，增添了一重厚重的体制变革的含义。 二、以经济为基础阐述金融发展 本书讨论的是金融问题，但是，在每一篇中，我们都拿出一定的篇幅来讨论经济问题，并以之为基础来分析金融发展。这是因为，经济决定金融是不变的道理；离开了经济基础的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还是金融宏观调控，都将是无源之水。 在学理上，经济学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纷繁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区分为“真实世界”（real world)和“货币金融世界”（monetary world）两个侧面。所谓真实世界，指的是由物资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率、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而所谓货币金融世界，则指的是由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全部的经济学便可以被区分为三个知识体系：一是揭示经济的实体面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构成一般意义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揭示经济的货币资金面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构成一般意义的“货币金融学”的研究对象；三是探讨真实世界与货币金融世界相互沟通、彼此影响的方式、渠道、结果的知识体系，这是一般意义的经济学和一般意义的货币金融学都应讨论的知识体系。经济学的这种结构体系昭示我们，相对于真实世界，货币金融世界的存在是第二性的。因此，讨论金融发展，离不开对其实体基础的分析。 我们说经济决定金融，主要说的是四层意思。第一，离开了经济，货币与金融就只是一堆符号、一堆数字，其自身没有任何意义；第二，经济的社会形态侧面决定了金融体制的社会形态特征，例如，片面强调公有制，一定导致大一统金融体系结构产生；第三，经济的组织形态决定了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例如，强调对社会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就决定了中国的金融组织形式的集中统一，形成总行/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的治理结构；第四，经济的发展形态决定了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例如，“赶超”战略决定了金融业必然抑制不住要多发货币和“超贷”，并导致长期通货膨胀。再如，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决定了金融业必然以支持大工业、大企业、大产业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等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金融对经济具有某种“反作用”，不否认金融的发展及其结构等等，对于社会经济形态，对于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样态等等，在某些时候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这只是反作用而已，从本源的、决定性、全面的意义上说，离开经济谈金融，无疑是描绘空中楼阁。目前仍在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金融在这些年来过度发展，以至于对其实体经济基础日趋疏远化了。遵循这一逻辑，本书在对各个时期的金融发展展开分析时，都安排了专门的篇章，对该时期经济发展和体制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 三、渐进式改革进程 前30年的中国经济和金融业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后30年来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则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渡的渐进的分权改革历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由中央计划者统一决定资源的调配，而后者则是由众多分散的经济当事人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决策，这些决策的集合引导着资源的配置。因此，从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是“集权”向“分权”的过渡。 这种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化，即“分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政府之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财权和事权的重新分配。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性和行政性分权改革采取的是渐进而非“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这不仅表现在改革的措施是逐步实施的，而且，还表现在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普遍存在的希望从计划经济一下“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幼稚想法相比，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是务实和成功的。分权为微观经济当事人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从而刺激了经济的活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的建立也是渐进的。不过，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分权方法的不恰当或分权速度过快，在针对包括企业、地方政府在内的微观经济当事人的约束机制尚不健全之时，分权又常常引发宏观经济过热、物价腾涌的局面。所以，特别是在改革的头十年中，“宏观稳定”和“微观搞活”一直是矛盾的两个对立统一体。宏观政策当局面对这一矛盾的通行做法就是时而分权、时而集权，而“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便成为分权与集权不断轮回的后果。此外，也是由于渐进式的做法，在改革过程中，必然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双轨制”，如我们所熟知的价格双轨制、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等。此外，还有对待不同经济当事人的双轨制，如20世纪80年代“财政包干”改革过程中对不同地区的差别待遇，国有企业改革中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的差别待遇，强调“开放改革”而非“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等等。 回顾过去30年来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我们发现，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方面是因为1994年前后的改革目标、改革措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对关系——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在这前后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以1994年为界，我们可以将渐进的分权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94年以前，改革的目标一直游移于“计划”和“市场”之间，时而觉得“计划”的成分多了，时而又觉得“市场”的成分太多了。那时，为了探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曾经出现过诸如“板块式”、“融合式”等多达近十种概括。然而，在经济改革的措施上，国家总体上采取的还是放权让利的思路。随着在1978年首先在农村实行的承包责任制被推广到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等几乎所有领域，经济性分权和行政分权均得到极大推进。在这一阶段，不仅企业开始逐渐成为自我决策的市场主体，而且，通过“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管理权力。 与经济体制改革中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计划转向市场主导的取向致，在金融领域中，“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开始被分拆、分解为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市场在内的日益复杂的金融体系，金融资源的配置越来越多地由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非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与此同时，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决定金融资源配置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这固然推动了各种金融功能的恢复、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建设，却也让尚处于雏形阶段的金融体系承担了一个新的越来越大的包袱——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 这一时期的金融体系从两个方面承担了原先的财政职能：第一，随着“拨改贷”的实施以及从1979年开始允许银行贷款支持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信贷资金日益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第二，随着财政从企业领域大规模退出，也由于国家财力日趋枯竭，银行逐渐承担了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同时，这一时期的金融体系还表现出一个特点：地方政府金融权力的扩大。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还是金融市场的运行，甚至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都留有各级政府干预的印记。在统一的货币调控和监管体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当时普遍流行的放权让利式改革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可以非常便利地干预银行信贷，或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获得信贷，甚至能够通过“倒逼”机制迫使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 以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目标被明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的无谓争议到此基本结束。在改革的措施上，1994年之前只讲“放权让利”而不注重改变微观经济当事人激励约束机制的简单做法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改革开始强调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财政体制也开始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分税制改革。 针对1994年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状态，1994年开始了以继续推动微观经济主体改革、同时上收地方政府权利的改革。后者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在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财权被上收，同时，地方的事权并没有减少，地方财政支出超过预算内财政收入成为一个长期现象；第二，1994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呈现相同的趋向。清理整顿货币市场、清理整顿各类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证券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措施的采行，都加强了中央银行的集中体制。 1994年以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又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2000年。改革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逐步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体系；第二，国有银行的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清理，标志着银行业最终摆脱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阶段，从而为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从2001年迄今，其背景是中国加入WTO。这一时期改革的最重要成果有三：第一，银行、证券、保险三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工合作的监管架构最终形成；第二，总体上确立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金融结构；第三，以承诺开放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为起点，中国进一步加快了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进程。 四、“中国之谜” 渐进的分权式改革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绩效。1978~200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7%。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还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储蓄率从1978年的不到38%在波动中上升到2008年的51%左右，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近44%。30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平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如日本）。 这种“高储蓄、高投资、高经济增长”（以下简称“三高”）的“三高”经济增长方式，曾经引起许多学者的担优。虽然这些担优不无道理，但是，对于中国这种巨型的转轨经济体来说，历史上并无成例可循，我们大可不必优心忡忡。我们认为，对于持续多年“三高”这一 “中国之谜”的成因及其可持续性问题，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进行分析。其中得出的带规律性的结论，应能丰富发展经济学和金融深化理论。 概括而言，中国“三高”的成因有三。 其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即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持续上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经历了两波显著的婴儿潮。一波是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0~30%0左右的水平；另一波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0左右的水平。这两波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五次人口普查和2004年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15岁~64岁人口）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强。如同其他国家曾因此而获得“人口红利”一样，适龄劳动人口加入劳动大军，必定会推动我国的产出和储蓄的快速增长，而劳动力加入生产洪流中成为能动的生产要素，显然需要有另一个要素——资本的配合，这就要求有相应的高投资。 其二是工业化进程。人口结构的变化只是“三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便是这些适龄劳动人口能够比较充分就业，并获得比单纯从事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水平。工业化进程就是这样的充分条件。建国伊始，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中国已经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工业化进程的真正起飞是在改革开放后。以非农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例，不考虑“大跃进”时代的异常缺口，1961~1978年，我国非农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由22%上升到29%，18年时间只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4个百分点。而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非农就业占比则由30%上升到60%，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78~1993年。这个阶段的工业化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展开的，主体产业是轻工业。第二个阶段在1994~2000年，这个阶段是在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展开的，主体产业是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这个阶段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在产业发展上则呈现出显著的重工业化趋向。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 其三是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一样，城市化也是“三高”增长的充分条件。城市化显然只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启动的。196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近21%。到了1978年，这个比重只上升到近24%；18年只增加了不到3个百分点。以1994年为界，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94年前，城市人口占比由1978年的23.7%上升到1993年的27.3%，15年时间上升了3个百分点强。第二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城市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7.6%上升到2008年的38.9%，15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强。城市化进程不仅直接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双双上升，而且，通过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还间接地导致投资的增加。随着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老三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不断地被需要更多投资的“新三件”取代；进入21世纪后，随着住房、汽车等高度资本密集型的耐用消费品迅速在城市中得到普及，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也日益增长，至今仍方兴未艾。 五、从“储蓄缺口”到“投资缺口”（“储蓄过剩”）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高”已经值得关注，那么，从1994年开始出现持续的“投资缺口”（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就更需要认真分析了。1978年之前，如同经典的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约束。在开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1993年的16个年份中，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分别各有8个年份。 1994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在1994年到2008年的15个年份中，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即储蓄过剩或投资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这种状况表现在国内，就是银行存款的长期高速增长；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是经常项目的长期、持续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过剩并且将资金借给别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使用，这一现象难以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解释。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与长期、持续的经常项目相伴随，几乎是同样长期、持续的资本项目顺差，就更让“正统”的国际经济学困惑了。因为，在“正统”的国际经济学中0，经常项目顺差必然对应着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反之亦然。 对于1994年前的“储蓄缺口”，有两方面直观的解释：第一，储蓄率相对较低；第二，投资率相对较高。储蓄率相对较低，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截至1993年，全部就业人口中依然分别有近55%和近72%的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和农村；正是较低的收入水平，抑制了储蓄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在相对较低的储蓄率水平上，放权让利的改革使得软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拥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从1978年改革开始，虽然国有企业的投资占比持续下降，但是，直至1993年，国有企业投资依然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另一方面，随着各种形式的财政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地方政府掌握了主要的财权和事权。从1983年“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基本形成到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夕，在全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地方政府的比重分别由1983年的64.2%和46.1%上升到1993年的78%和71.7%。财权和事权的扩大，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竞赛提供了便利，也为始终难以抑制的投资冲动、信贷过度投放和高通货膨胀提供了基础。 1994年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深入发展，投资冲动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抑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企业投资占比从1994年的56.4%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32.6%。同时，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地方政府可以动用的财权：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78%骤降至44.3%。不过，分税制改革显然主要针对的是财权的重新分配，而非事权的重新分配。1994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依然占全部财政支出的近70%。这种财权和事权分配的格局在此后均无显著变化。由于事权依然而财权减少，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各种预算外收入，或寻求从金融体系获得支持。 对于1994年后的“储蓄过剩”和“双顺差”，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这使得处于人口红利阶段的中国能够将国内储蓄输出到国外。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为人民币自由兑换确定了目标和实施步骤。从1994年开始，在汇率并轨的同时，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有限可兑换，1996年则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在经常项目改革的同时，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项目开放也同步进行。这些措施加上各种形式的土地、金融、税收优惠措施，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导致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额占GDP比重）不断上升。1994年，外贸依存度和出口占GDP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32%和15%跃升至41%和21%，此后则持续上升，至2008年，分别法到了58.2%和32.5%。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使得中国在经常项目上积累了巨大的顺差，这与资本项目上主要由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的顺差一起，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双顺差”现象。 1994年后“储蓄过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的消费不足和过高的储蓄率。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包括居民部门内部、地区间、经济部门间等三个方面。就解释低消费率、高储蓄率问题而言，后一个视角更加直接。根据我们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9以来，中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上升，后者又是因为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中的收入比重上升。相反，尽管居民部门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上升，但由于其收入比重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和整个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下降。从宏观的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1978年到1995年为下降阶段：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31%下降至10%左右；第二，1995年至今为上升阶段，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20%以上。造成政府部门收入上升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第一，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增长。1999年的住房体制改革，极大地缓解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地方政府可以合法、便利地将中国最后一个没有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化。第二，政府部门的职能缺位，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推行医疗、教育体制改革之后，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也被“市场化”了。 六、从“超贷”到“流动性过剩” 除了以上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1994年前后从“储蓄缺口”到“储蓄过剩”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1994年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形成。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宏观上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自然就会在金融体系的运行中得到反映。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逐步形成，并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经济失衡，必然同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这种金融结构，在传统体制的储蓄缺口下，必然导致银行“超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会导致“流动性过剩”——举凡银行存款、货币供应和外汇储备，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以超常速度增长。 在“流动性过剩”的格局下，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风险都是由银行来承担的，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储蓄与投资的期限结构严重“错配”。众所周知，“借短用长”是银行运筹资金的基本格局。但是，用流动性甚强的储蓄存款来支持流动性很弱的中长期贷款究竟有其限度；一旦出现银行存款期限缩短以及（或者）银行贷款方出现期限拉长的趋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就会积累大量的流动性风险；一有风吹草动，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就会变成支付危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最近几年恰恰发生了银行存款的平均期限逐渐缩短，而银行贷款的平均期限却逐渐拉长的趋势。 第二，在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下，金融风险的分担机制也是不对称的。一方面，银行必须履行其对存款者的全部提款责任；另一方面，银行还须承担其贷款违约的所有风险。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的全部恶果，事实上都以不良资产的形式累积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同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积累的各种风险，同样也会在银行中形成新的不良资产。我们看到，这种苗头已经出现。 由于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业，为了保持金融稳定，监管当局以及银行业自身自然会对贷款的发放持谨慎态度。可以看到，随着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以及1995年3月 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通过，因“倒逼”机制而长期存在的银行业“超贷”现象逐渐得到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被控制在其资金来源的范围内，贷存比自1994年开始便一直低于100%。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日益加强，同时，也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意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我国银行业的贷存比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惜偿”现象。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尽管贷款增速一如既往地呈现出顺周期的表现，但贷存比依然呈现下降势头，尤其是在经济景气呈现一定程度逆转情形下，情形更是如此。 贷存比下降，是银行业规避风险行为的反映。在实体经济层面，由于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依靠银行业，因此，与贷存比下降相对应的必然就是投资率低于储蓄率。银行业规避风险的行为，不仅在总量上导致投资率低于储蓄率，而且，由于银行业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的追逐以及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漠视，广大中小企业长期面临着信贷配给问题，这无疑也抑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 七、本书的结构 以上我们说明了本书分析的思路，并根据这一思路，对新中国60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历程做了鸟瞰式的分析。本书的结构便是此处思路和分析的展开。 全书共分六篇。为了概括全篇的内容，并强化各篇之间的联系，除第六篇外，每篇之前我们都写有简短的“导言”。 第一篇总结的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应的金融发展。篇名“体系初建”，既说明新中国的金融体系由1949年发端，又想说明这样的事实：由于实行集中统一且高度实物化的计划经济，由于这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且政治运动不断，虽经30年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第二篇分析改革开放前15年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篇名“百废俱兴”，说明的也是两层意思。其一，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事实上是在这十余年中陆续建立起来的；其二，由于是在“文革”后的废墟上重建，无论是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汇率体系、外汇管理体系，还是金融调控体系，都仍处于恢复和搭建框架的阶段，这些框架，仍不能满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 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分析的都是1994年以后我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问题。用三篇共11章的篇幅讨论最近十余年的情况，为的是体现“厚今薄古”的治史要求。其中第五篇集中考察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沿革及其主要机制，内容上涉及了1994年以前的情况，但仍以近十余年为主。 第六篇是“结语”，讨论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发展问题。                                                                                                                                                                                                                                                                                                                                                                            李扬 2009年9月24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