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啸已过去10年，本文将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本流动和汇率管制等视角，阐述过去10年间国际社会在拯救全球和本国经济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7月27日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延续线上发布形式，携手新浪、凤凰、头条、网易、百度、万得和财经杂志等平台，发布《NIFD季报》2020年二季度报告。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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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大的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都要讨论生产率变化引起金融危机这一永恒话题。生产率增速放缓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各类盈利指标变差、微观借贷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成为金融危机最可解释的触发条件。宏观需求激励政策在短期内平滑了经济增长波动，但是，信贷刺激过强或者时间过长导致信贷杠杆持续提高，直接累积了金融风险，使实体经济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等收益更高的非实体经济部门。把握创新非连续性导致的生产率增速放缓与需求激励保持经济平稳化的平衡一直是经济政策均衡的核心，中国也不例外。针对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文章指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与M2/GDP持续增高累积了金融风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措施，提高供给侧效率，调整基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特征的宏观政策管理框架，才能使经济在“稳中求进”中转向高质量发展。

通过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工业化国家在向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结构性减速的发生家庭储蓄率会出现下降趋势，由此提出“储蓄耗散“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对于从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型的城市化进程而言，经济增长速度6%以下是储蓄快速耗散和储蓄率快速向低水平收敛的区域；在资本市场不完善和储蓄无法向有效率的路径转换的不利条件下，储蓄耗散将沿着资产价格膨胀的无效路径进行，且诱致城市化阶段持续的隐性通货膨胀。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的中国经济，也正在进入储蓄耗散通道，关键是如何通过更完善的制度设计，实现储蓄向资产的有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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