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周报 2020年第43期
2020年10月26日
一、千亿中概股闪崩 半年连遭做空12次
10月21日晚间,中概股“跟谁学”在开盘后暴跌近30%。至于暴跌原因,并没有出现重大利空消息。仅有传言称“跟谁学”三季度收入低于市场预期,实际收入低于20亿元,而市场预期是21.2亿元,三季度销售费用为20亿元,而市场预期是12亿元。另外还有市场消息称,“跟谁学”App在K12领域(包括VIPKID在内)应用程序排名中是最低的,且预估三季度亏损6亿元。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跟谁学”方面的证实。浑水研究的卡森布洛克在5月的报告中称,“跟谁学”高达80%的用户是假的。浑水表示,其结论是基于“跟谁学”自己的用户和出勤数据文件(而不是任意“抓取”的数据),从200多个付费K-12课程下载了“跟谁学”的数据,覆盖了54065个独立用户,并且还有一位“跟谁学”前经理证实了分析,并解释了“跟谁学”bot(机器人)运营的各种细节。(中国基金报)
二、医药大牛股正川股份5分钟闪崩16%
10月21日,继前一日涨停的基础上,小幅低开的正川股份稳步走高,期间还冲高至9%,临近收盘风云突变,大量卖单喷涌而出,将股价直线往下砸,最低时大跌9%,而后又拉起再往下砸,最终收跌8.30%,盘中振幅超过18%。10月20日,正川股份就已因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而登上龙虎榜。盘后,正川股份就股价异常波动发布了相关公告,公告中提到,目前公司仅通过外购中硼玻璃管生产中硼玻璃瓶,且中硼玻璃瓶在公司产品结构中占比较低。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即使公司短期内接到相关采购订单,预计采购数量也相对有限,实际产生效益有限,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一座中硼玻璃管产品窑炉处于建设阶段,未正式量产,即使正式量产,产量也相对有限,短期内市场占有率也不高。国家推行一致性评价,药品选择包材进行的稳定性试验等需要长时间验证,公司自产中硼玻璃管未来能否用于疫苗也存在不确定性。(每日经济新闻)
三、明星代言的千亿P2P申请破产重整
据天眼查显示,10月21日,爱钱进(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增一条破产重整信息,消息一出,评论区炸开了锅,有声讨明星代言的,有呼吁监管部门出手的,更多的是希望归还自己的血汗钱。针对此事,爱钱进官方客服回应称,目前没有收到任何与此案件相关的法律文书,公司处于正常运营状态,请以官方消息为准。今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对爱钱进(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从逾期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9月30日,共有逾期42.6万笔,目前的借贷余额笔数是152.3万笔,项目逾期率为27.98%;逾期金额82.65亿元,披露逾期金额率为40.39%,逾期90天以上的金额71.2亿元。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7月,爱钱进的借款逾期率分别为:32.92%和36.70%,9月升至40.39%,在如此大额的逾期下,公司的催收压力大大增加,预计下一步很有可能还会上升。(中国基金报)
四、可转债上演“熔断”潮 多只转债波动剧烈
10月22日,可转债又上演盘中临停“熔断”潮,多只转债波动太剧烈盘中临时停牌,更有几只盘中2次临停,交易所密集发布可转债临时停牌公告。截至上午收盘,已有转债涨幅超50%。投资者需要注意风险,可转债的炒作已经脱离正股股价基本面,价格波动风险非常大。正常来说,价格130元以上的可转债,涨幅是基于正股的上涨,表现出转债的股性,由正股上涨带动。然而,这几天爆炒的可转债,正股并没有相应的涨幅。比如涨幅58%的正元转债,正股正元智慧涨幅只有5%,转股溢价率达到57%;暴涨28%的哈尔转债,正股哈尔斯股价下跌逾4%,转股溢价率达到77%。因为价格脱离基本面,可转债盘中波动剧烈,又是T+0,资金博弈更剧烈,甚至可能几分钟就亏损很大。如凯龙转债盘中20多分钟跌幅就达20%。(中国基金报)
五、IMF报告称亚太地区经济开始复苏 但不均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间10月21日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说,亚太地区经济已开始从疫情造成的衰退中复苏,但各经济体复苏速度不一。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已开始复苏,但因地区内各经济体状况不同,复苏速度不一。IMF预计2020年亚太地区经济或萎缩2.2%。其中,发达经济体萎缩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萎缩1.6%。中国因第二季度经济实现强劲复苏,全年有望增长1.9%,将是主要经济体中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IMF预计亚太地区2021年经济将实现6.9%的增长。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2.8%,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分别增长3%、2.3%、2.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8%,中国和印度分别增长8.2%和8.8%。但即便如此,到2021年底的经济产出将仍低于疫情暴发前的预测。(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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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通讯(2020年第7期,总第7期)
2020年10月23日
IMF
运用财政政策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Gaspar等最近撰文分析全球应对疫情冲击的财政政策问题。报告回顾了封锁阶段的财政政策作用,整体来看,危机发生以来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支持措施有效地保护了民众,维持了就业,支持了企业的流动性。尽管疫情下的财政政策规模空前,但是各个国家的具体应对措施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国融资渠道和疫情前债务水平的影响:对于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购买政府债务的举措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支持了政府借款;然而,对于许多债务负担沉重的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增加借款的空间有限,对受危机影响最大的群体提供支持的能力也十分有限。针对经济初步重启,而疫情走势尚不明朗的情况,该报告对各国财政政策提出了五点建议:(1)各国政府应避免过快取消财政支持,并提高财政支持的针对性;(2)政策重心应逐渐从保护旧有岗位向促进重新就业转移;(3)在利率低、失业率高的情况下,扩大公共投资;(4)改善税务合规,并考虑对更富裕的群体和高盈利的企业征收更高的税费;(5)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政府需要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解决危机遗留问题,在中期,对包括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大规模公共债务在内的问题进行调整。最后,展望疫情之后的经济,该报告认为各国应当优先投资卫生和教育领域,加强社会安全网。各国政府还应该抓住经济复苏的机会,改变危机前的增长模式,努力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韧性,加快向低碳和数字经济转型。[1]
美联储
夸尔斯:新冠肺炎疫情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启示
美联储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于10月15日发表演讲时指出,在疫情中经济活动大幅度减少,安全资产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企业提高了现金储备以应对潜在的收入中断,金融机构由于不确定性增加,大幅降低风险偏好,进而引发金融市场产生严重的紧缩。其中,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商业票据市场回调;第二,优先型和政府型货币市场基金赎回金额走高,迫使基金出售资产;第三,公司债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大量流出。这三点集中反映出投资者面临风险时,为了规避风险,争相抛售头寸的特点。第四,在三月的第二周,美国国债市场情况恶化,国债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尽管交易量依旧很大,但买卖差价已大幅度扩大。该危机很快蔓延到流动性更强的其他市场领域以及期货市场,巨大的抛售压力远超出了交易商吸收及调节国库券的能力。该点相悖于面临风险时,投资者对安全资产需求提高。国债价格上升这一态势,令人惊讶。由此,夸尔斯提出了三点启示。第一,部分短期金融市场十分脆弱,需要支持,特别是商业票据以及优先型和政府型货币基金市场,这一点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得到了印证。尽管美联储和其他财政部门已经要求或鼓励市场参与者减少对不稳定的短期资金的依赖,改善了这些金融市场短期内的安全性问题,但是如何进一步确保流动性安全这一问题依旧值得思考。第二,政府债券市场存在着与货币市场相同的安全性问题。国债市场在其他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都至关重要,货币市场的压力会快速传导至国债市场,这说明解决短期资金市场脆弱性的方法论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同时,这也引发了对于如何提高国债市场抗压能力的思考。第三,次贷危机后建立的银行监管框架以及美联储近年来的改进和调整卓有成效,这对稳健金融系统十分关键。[2]
欧央行
施纳贝尔: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齐心协力
欧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于10月12日发表演讲时指出,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只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齐心协力配合才能帮助欧洲走出低利率、低通胀率的困境。首先,尽管备受争议,但非常规货币政策依然十分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央行只能有限地影响利率环境,决定利率长期趋势的因素更多地来自于家庭及企业储蓄和投资的意愿。由于过去几十年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老龄化和全球过度储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低利率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两点影响。一方面,低利率的经济环境需要更低的利率去刺激增长和投资。在这种方法下,只有当前欧洲的真实短期利率为负数,货币政策才能有效地提高物价。另一方面,总需求常年走弱,物价持续走低,迫使世界各国的央行尝试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进行政策调整。因此,欧央行在近些年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资产购买和负利率等。事实证明,这些工具不仅实现了物价稳定,更促进了欧洲地区的经济及就业增长。其次,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有效,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使用时间越长、实施强度越大,非常规货币政策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名义利率越低,使用货币政策以外的政策(主要指财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作用就会更加明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通力合作可以加大政策的效果,这一点在现实中可以被证实:尽管低利率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更加困难,但是持续的低利率环境可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特别是面对当前欧洲地区发展并不趋同的情况,果断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最后,施纳贝尔表示,当前并不是担忧债务和通胀压力的时候,欧洲应当积极使用财政政策和结构政策,引导资金进入对提高潜在增长和提升社会福利有积极促进的部门,例如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以终止真实利率的下降,为未来的货币政策提供空间。[3]
帕内塔:数字时代的数字欧元
欧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法比奥·帕内塔于10月12日发表演讲时指出,当今中央银行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公众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一个简单、安全和无风险的大规模支付结算系统。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欧元的问题不可回避。首先,他将数字欧元定义为对公民和企业开放的电子版央行现钞,数字欧元是现有纸质欧元现钞的补充。由此,他指出数字欧元的三个优点:(1)数字欧元就像现在的纸质现钞一样,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使用;(2)数字欧元的机制简单易懂,且本身便捷性强,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使用,因此构建了“最庞大、最有效率的互信机制(system of mutual trust)”;(3)不同于其他私人的支付服务,数字欧元在央行的支持下,将极大程度保护用户的隐私,并帮助政府当局有效打击违法行为。不仅如此,数字欧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当下的数字化趋势上。在可预见的将来,数字化进程可能会导致公民不再愿意使用现钞。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欧元的存在保障了主权货币在欧洲支付系统中的核心地位,确保了金融的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并避免了其他国家提供的私人或公共电子支付手段掌控欧洲支付系统的风险。与此同时,数字欧元的发行还面临着三个风险:(1)数字欧元目前还不是欧盟的法定货币,没能被普遍接受;(2)数字欧元的发行还面临着一些技术上的挑战,包括信息技术和网络风险;(3)数字欧元的设计应当与主要的政策目标保持统一,即数字欧元的设计在允许使用者将当前的银行存款快速转换成数字欧元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到数字欧元对银行业和金融稳定的潜在负面影响。基于这些信息,欧央行将继续研究数字欧元的可能性。但数字欧元的发行更建立在公民的信任上,因此,欧央行将从10月12日起开始咨询公民意见,并将在2021年年中完全敲定数字欧元的定义,并为数字欧元的发行做好准备。[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Vitor Gaspar, Paulo Medas, John Ralyea, Ellif Ture, “Fiscal Policy for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https://blogs.imf.org/2020/10/14/fiscal-policy-for-an-unprecedented-crisis/
[2] Randal K. Quarles, “What Happened?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It? Lessons from COVID-19 Stress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quarles20201015a.htm
[3] Isabel Schnabel, “Pulling together: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a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012~167b6b14de.en.html
[4] Fabio Panetta, “A Digital Euro for the Digital Era,”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012_1~1d14637163.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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