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 对疫情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问题的建议 受到疫情影响，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陷入债务危机。由于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疫情期间仍旧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持续贷款，维持流动性。但是市场风险最大的时期可能还未到来。按照1918年疫情的经验，第二波疫情很可能比第一波疫情更为严重，全球经济和国际化形式将会受到进一步冲击。独立于疫情，还有两个债务趋势：1）债务调整中，私人债权人的大部分资金都快速撤出，而政府则承担着大部分的债务偿还压力；2）债务危机的持续时间将拉长。在这些情况下，为了保证多边借贷的资金真正帮助了负债国，也为了促使债务调整变得更加有效率，IMF对政府和多边借贷组织提出了三点建议：1）更透明地披露债务数据和债务契约；2）在经济预测中，要考虑下行风险；3）出台国际债券相关的法律，支持有序的主权债务调整（例如，2010年英国出台法律，为重债穷国减债）[1]。 PIIE 对美国贸易代表政策建议的批评 8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呼吁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PIIE批评莱特希泽对贸易的解读过于陈旧、提出的政策对抗性过强，并对莱特希泽专栏中的四点分别进行了评价。第一，莱特希泽反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于降低关税的要求，因为在该规定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同比例地降低了贸易壁垒。PIIE认为，尽管美国的贸易伙伴的确通过关税和贸易手段限制了美国的出口，但这不代表美国可以通过模仿他国的坏政策获得利益。第二，莱特希泽认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亟需改革。PIIE同意争端解决机制需要改革，但是，事实上美国在当下的争端机制中获益颇多，如果美国不愿意进行妥协，那么争端解决机制权利受限的问题就无法被有效地解决。第三，莱特希泽抨击了双边贸易。PIIE认为，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却主要通过双边贸易协定来调整贸易关系，并未发展多边贸易，所以莱特希泽的批评是无效的。第四，莱特希泽认为世贸组织最大的问题是没能抑制中国对国有企业的额外补助，更没能阻止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PIIE指出，在近两年间，特朗普不但没能成功地改变中国的政策，还给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影响了美国与其他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2]。 美联储 对美联储新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的披露与解读 美联储委员会理事莱尔·布雷纳德发表演讲。她指出，美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三个特征：1）美国的均衡利率水平降低，为支持经济降低利率这一方法的操作空间变小，导致政策利率接近于零的时长变长，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值；2）通货膨胀基本趋势低于委员会制定的2%的目标；3）菲利普曲线趋于平坦，通货膨胀对劳动市场情况不敏感。针对于新常态，美联储委员会对长期的目标与策略进行了四点调整：1）由于美联储近些年来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并无根据的预估剥夺了美国公民大量的就业机会，美联储决定在定义法定最高就业水平的过程中，参考更全面的指标，不再参考“正常”失业率，同时提升最高就业水平的包容性，努力解决劳动市场族裔不平等的问题；2）采取灵活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目标(flexible 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允许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下，追求长期2%的通货膨胀率；3）在关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政策决策上，美联储将不再使用以前基于较陡峭的菲利普曲线的模型；4）金融稳定性是达到法定最高就业水平、维持物价稳定的必要条件，在菲利普曲线趋于平坦、通货膨胀率较低的情况下，为了保持金融稳定性，美联储将更长期地将联邦基金利率调控至低于中性利率的水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稳定性的风险将更多地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对此，美联储将合理地使用宏观审慎及标准审慎工具，使得货币政策可以主要针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控[3]。 欧央行 建议欧盟推动资本市场联盟 欧央行希望欧盟在制定新的行动计划的过程中，重点考虑、鼓励欧洲的资本市场联盟(Capital Market Union)。在疫情之前，欧央行一直大力推进资本市场联盟，认为它可以有效地推动欧盟内部资本市场的统一化。在疫情的影响下，推进资本市场联盟显得更为重要，主要是因为资本市场联盟在疫情下的六点作用：1）在银行业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为欧洲企业提供了多样的融资来源，帮助企业改善资金状况；2）鼓励跨国的私人风险共担，使经济对地区经济波动的韧性更强；3）通过股权筹资的方式扩大资本市场，促进增长和创新；4）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程；5）增强欧元的国际地位；6）推进银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联合。欧央行还对推进资本市场联盟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建议：1）欧盟内部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同时对市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披露要更加重视；2）统一市场基础设施；3）简化、同步纳税程序；4）发行欧盟各国认证的低风险债券；5）提高公民金融素养[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Jeremy Bulow, Carmen Reinhart, Kenneth Rogoff, Christoph Trebesch, “The Debt Pandemic”,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20/09/debt-pandemic-reinhart-rogoff-bulow-trebesch.htm. [2] Gary Clyde Hufbauer, Euijin Jung, “USTR Lighthizer’s Great Leap Backward on Trade”,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ustr-lighthizers-great-leap-backward-trade. [3] Lael Brainard, “Bringing the Statement on Longer-Run Goals and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into Alignment with Longer-Run Changes in the Economy”,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rainard20200901a.htm. [4] Luis de Guindos, Fabio Panetta, Isabel Schnabel, “Europe needs a fully fledged capital markets union – now more than ever”,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blog/date/2020/html/ecb.blog200902~c168038cbc.en.html.

一、监管动态 （一）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资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对投资机构准入条件和申请方式做出了规定。明确了主权类机构和商业类机构应满足的准入条件，以及银行间市场交易准入申请审批机构等；二是规定了交易流程；三是对托管方式做出了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点评 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9月，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投模式下直接交易服务试运行；此次发布的《公告》，主要包括境外机构入市要求、投资方式及投资范围、托管结算安排、数据报送与交易报告库要求等内容，对于境外机构投资我国债券市场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规定。伴随着一系列文件的发布与出台，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积极效果也将有利于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价值提升。 （二）财政部拨付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8亿元支持各地及时开展洪涝灾害救灾相关工作 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毫不松懈抓好防洪救灾，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迅速调度各地受灾及灾损情况，及时研究资金分配方案，9月2日中央财政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8亿元，用于支持安徽、四川、重庆等11省（市）受灾地区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渔业灾后恢复生产等，为尽快开展灾后重建，减少农业农民因灾损失，保障秋粮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财政部官网） 点评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先后出现多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安徽、四川、重庆、山西等地区受灾严重，基础设施损毁情况不容小觑。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截至9月3日，已累计下拨中央救灾资金25.75亿元，紧急调拨19.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和总价1.34亿元的防汛物资。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一方面能够缓解灾情，另一方面也用于社会捐助，以帮助受灾民众缓解因灾导致的经济损失、减轻灾害风险。 （三）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实现车险高质量发展，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的出台，是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重要举措。《指导意见》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人民导向、市场导向、发展导向、渐进方式实施车险综合改革，健全市场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强化监管，促进车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指导意见》共9部分。一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主要目标，短期内将“降价、增保、提质”作为阶段性目标。二是提升交强险保障水平，提高交强险责任限额，优化道路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三是拓展和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理顺商车险主险和附加险责任，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提升责任限额，丰富商车险产品。四是健全商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行业纯风险保费测算机制，合理下调附加费用率，逐步放开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优化无赔款优待系数，科学设定手续费比例上限。五是改革车险产品准入和管理方式，发布新的交强险产品和商车险示范产品，将商车险示范产品的准入方式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支持中小财险公司优先开发差异化的创新产品。六是推进配套基础建设改革，全面推行车险实名缴费制度，积极推广电子保单制度，加强新技术研究应用。七是全面加强和改进车险监管，完善费率回溯和产品纠偏机制，提高准备金监管有效性，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刚性约束，强化中介监管，防范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八是明确重点任务职责分工，监管部门要发挥统筹推进作用，财险公司要履行市场主体职责，相关单位要做好配套技术支持。九是强化保障落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跟进督促，做好宣传引导。 《指导意见》将于2020年9月19日开始实施。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指导各银保监局、财产保险公司和相关单位做好改革各项工作，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作为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险种，机动车辆保险长期以来是财险领域的第一大业务，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车险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但高定价、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等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旧较为突出。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旨在解决好车险领域的复杂问题、实现车险高质量发展、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体现了对于消费者及投保人的重大关切，也有利于实力较强的机构降低运营成本、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 二、观点聚焦 （一）刘国强：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25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继续坚持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金融对外开放是中国自己的需要，是利益所在，是理性选择。 对于下一步考虑，刘国强谈到，一是确保各项已经宣布的开放措施落地，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促进有序衔接。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结合中国的国情，并参考国际上的最佳实践，完善监管标准、会计准则等制度和安排，使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四是维护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更加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中国金融新闻网） （二）张晓晶：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创新 他个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世界经济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方面。国民经济学涉及到宏观、中观、微观。我个人认为，国民经济学和宏观管理的关系更为紧密。就宏观管理来说，我想讲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西方在向我们学习，这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机遇。这是2012年史蒂芬·罗奇(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说的。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其实已经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恢复经济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怎么从危机走出去?罗奇建议要向中国学习。我认为中国的战略非常重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部门是三家，不仅有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有发改委，特别强调发改委是第一位的主导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这个战略规划在我们整个经济管理里面处在最重要的位置。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在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把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结合起来，为什么没有发改委这样的部门。未来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等很多方面，需要从中长期规划的角度来实现，所以中国的三架马车是中国的机遇。 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反思最多的，就是这些国家只关注就业、资产价格等总量指标，但是没有关注到杠杆率、对外失衡等结构性指标。所以，现在发达国家认为，结构性管理极其重要，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管理、资本管理等结构性管理在中国已经持续很多年。在以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以上这些结构性管理都被看做是对市场的扭曲，发展中国家不知道怎样纠正被市场经济搞坏的东西。在今天，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实行这些结构性管理。我想，这些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可以自信地研究中国的宏观调控。以前中国宏观调控都是学习西方，唯恐我们和人家不同；而现在我们恰恰在为现代经济学提供经验。 第二点是中国宏观调控如何创新。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宏观调控并不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善意，政府就对所有人都好。宏观调控中存在博弈和反馈。政府出台政策的时候其实是被很多利益集团绑架了。政府认为那是一个很公正的政策，其实未必。为什么中国城乡差别、三农问题解决不了？我经常想中国农民的利益，有谁在中央作为其代言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农民的政策、三农政策总是解决不了。第二，对于地方利益来说，利益主体相互竞争的状态一直没有形成，并且我们防止它形成，因为担心做大以后会很麻烦。如果未来在新常态下没有地方之间竞争，那就会出现经济活力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给地方积极性。第三，给地方立法权是非常好的，让地方发挥自主能动性有非常大的好处。第四，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没有形成机制，只有许多参照标准。我们的做法是出现一个问题就采取一个办法，或者是出台一系列政策，并且有可能这些政策超出常规的范式。怎样建立一个良好的决策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下面这些事情做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机会就丧失了。第一，国民经济学最要做的事是什么?最要做的事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要解决中国问题，避免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把经济管理好是国民经济学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在这样管理和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经验。有了中国道路自信，然后才有理论自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中国自信。（长安街读书会） （三）刘世锦：金融风险在扩大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与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在“中国制造大讲堂”直播间探讨了“战疫经济学的财富逻辑”话题。 会上，刘世锦说，我们的宏观的杠杆率现在实际上已经在提升了，我们希望它不要再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我们要防止防控金融风险，其实根据现在有些方面的迹象或者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其实金融风险在有些方面是有可能是在是在衍生的，甚至是在扩大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的拓宽支持实体经济提高生产率的渠道。(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