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财政是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关键的作用。数字人民币是数字财政建设的关键组成，也是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工具。数字财政建设中，数字人民币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能力，结构上促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上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财政数字化转型中，数字人民币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加强财政体制现代化建设，完善财政数字化的配套设施，优化数字人民币应用环境，提高财政治理与数字人民币的契合度。

储蓄-投资缺口收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规模显著缩小的原因之一。基于危机后中国企业杠杆率显著攀升与公司储蓄阶段式下降的事实，本文认为，此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缩减可能与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有关。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非金融企业加杠杆通过降低公司储蓄进而驱动外部盈余减少的作用机制后，本文运用CSMAR数据库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企业加杠杆驱动公司储蓄下降这一中间机制的存在，揭示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储蓄行为。实证结果发现，不同杠杆率指标对储蓄率下降的驱动效果存在差异，相对总量负债，流动负债增加对企业储蓄下降刺激更大；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属行业、地区差异也关乎企业加杠杆驱动储蓄率下降的作用效果。总体而言，本文从微观视角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加速调整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有关人口问题与长期停滞的研究文献认为，人口老龄化使得意愿储蓄过多，意愿投资过少，进而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因此需要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不过，这些文献忽略了人口负增长这一关键现象。日本被看作长期停滞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人口/劳动力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本文以日本为例，在一个简单的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非负投资约束和零利率下限，探讨了在人口/劳动力负增长的情况下，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资本边际产品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不断下降，乃至整个经济陷入持久下滑的非均衡态的机制。由于无法阻止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下跌，货币政策失灵，而旨在刺激投资需求的扩张财政政策将进一步加剧资本过剩。在人口/劳动力负增长的过程中，提升资本边际产品、使经济恢复均衡态的可行办法只能是增加相对于过多资本存量的过少的劳动力。就此而言，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补贴生育（增加人口）、扩大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开支（提升人力资本）发挥作用。人口/劳动力负增长不仅发生于日本，而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正在或即将进入这一阶段。但是，从古典经济学直至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以人口正增长为前提，基本未涉足人口负增长的情形。就此而言，本文是一个尝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些赋予了新时代金融发展的使命担当。探讨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考察，深入剖析了金融发展对不平等的影响机制：适度、规范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轻不平等，但金融压抑和过度金融化都可能导致不平等加剧。而金融压抑与金融赶超（以及金融化）并存是中国金融发展的“特色”，二者也成为当前分配不均的驱动因素。中国金融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需要着力于以下五点：一是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避免过犹不及；二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住有所居；三是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四是发展普惠金融，使低收入群体也能分享增长红利；五是重视金融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推进金融科技向善。

中国的持续双顺差格局在2012年之后显著改变，此后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显著上升，且跨境借贷资金的波动性显著高于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2014年至2020年，中国总体上面临持续的资本流出。中国的资本开放过程并非单调与线性的，而是经常出现放松与收紧的循环。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2014年至2016年的历史可能重演、经常账户顺差缩小或逆转将会放大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资本账户开放与利率汇率改革的先后次序、不宜用人民币国际化来倒逼资本账户开放等因素，未来中国政府仍应审慎开放资本账户。中国政府应适当放松对ODI与QDII的管制、将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与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有机结合、将资本账户管理与宏观审慎监管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跨境银行借贷保持适当管制以及引入托宾税。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征程，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牺牲和创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成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求富求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了束缚人们追求财富的观念枷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全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国民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经济总量与财富存量衡量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为通向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大体可归纳为四方面：第一，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求得后发赶超和国强民富的关键要诀；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求富求强的价值旨归；第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内部面临经济转型、外部面临复杂环境的主动战略安排，在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施必然性的基础上，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和战略意义，分析中国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优势和基础。从微观、中观、宏观三方面视角详细阐述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存在的“堵点”，提出加快完善科技和产业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支撑作用; 充分发挥产业链集群的载体作用，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快培育大型流通主体，建设现代流通体系; 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脱虚向实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