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大监管重心，项目非法集资、传销币、平台一些区块链的平台。所有这些其实值得我们深入的警惕。

过去中国经常会引以为豪的说我们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

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外商银行与本土钱庄、华商银行之间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GDP连续保持了6.7%的增速，同时，PPI摆脱了自2012年3月以来持续4年半的负增长，这说明我国经济正在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L型经济筑底正在逐步形成。

本文估算了两种不同口径的单位劳动成本，并基于三角模型对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劳动力成本对通胀有显著影响，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对通胀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在于非私营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可以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部分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从而推动通货膨胀。而私营企业很少具备这种市场势力，使其劳动力成本对通胀影响不显著。因此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等供给侧改革措施，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劳动力供给变化带来的通胀压力。

由于国内金融抑制程度较深，金融服务需求无法得到全面满足，网络借贷基于互联网技术发挥了长尾效应，提高了长尾客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引发其爆发式增长。但是，网络借贷没有改变金融的风险属性，网络借贷利率对于基准利率、期限结构以及借款规模不敏感，其信用利差定价机制不完善。网络借贷由于民间金融属性、资金可得性、监管规避性以及产品公募化使得其信用风险和利差无法有效定价。长期的监管缺位、扭曲的监管体制等问题亦是信用风险管控机制不健全的重要原因。理顺网络借贷的监管体制，认清网络借贷的金融本质，强化信用利差定价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建设，是网络借贷稳健发展的必要政策选择。

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商业银行依赖传统存贷利差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以资产管理、债券和衍生品交易、同业拆借等为代表的“交易型业务”，正在迅速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非信贷资产种类不断丰富、规模持续增长。

对商业银行而言，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是支持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重要责任，也是银行自身抓住发展机遇，促进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实现自身资产结构优化的需要，在未来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