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报告采用了自主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 2018 年的质量表现进行评价。2371 家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的平均分为 65.10 分。该评价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股市疲软的形势下，上市公司质量较为稳定，创业板总得分仍然保持领先。 在价值创造能力方面，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得分优势明显。在经济下行情况下上市公司纷纷回归主业，资产扩张速度放缓，研发投入减少，努力保持营收增长。部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明显上升。在价值管理能力方面，报告期内违规公司数量大幅增加，会计师事务所对部分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内部控制发表了有保留意见。在股市下跌、机构投资者离场之时，大股东和管理层发力，增持股份以图股价维稳，但由于股市前景不明朗，大股东和管理层减持的也不在少数。在价值分配能力方面，上市公司积极响应证监会现金分红监管要求，不少公司进行大比例现金分红。另一方面，累积投票制推进不力，部分公司组织投资者活动次数减少。 从各行业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结果来看，建筑业上市公司排名第一，周期特征较弱的食品饮料、住宿和餐饮业排名上升至前 5，机械设备、软件信息、医药等行业延续历年排名结果、稳居前 10。 ... 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序 发端于美国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最终演化为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不论是危机之中的雷曼兄弟破产导致的拆借市场流动性相竭，还是英国近150年来的首次大挤兑，不论是私人部门秋风扫落叶式的去杠杆，还是公共部门苟延残喘式的加杠杆，最为核心的是金融风险的累积、传递和冲击改变了原有的模式，各个经济体和金融市场捆绑成为一个风险共担实体。系统性风险及宏观审慎成为了危机的教训，美国、欧盟和英国等进行了重大的金融改革。 危机爆发已过去快8年的时间了，但是全球经济仍然在危机中挣扎，先是美国陷入衰退的因局，再是欧洲被拉入债务危机的泥潭，现在轮到新兴经济体的风险暴露，而美元则被认为进入一个升值的长周期，甚至一贯被认为低估的人民币也出现了贬值的预期，全球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竞争性宽松甚至是负利率时代。外溢效应及其对进入稳定的影响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 与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外溢效应一样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的互动中已成为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体。不论是危机之中的稳定器，还是危机之后的新引擎，不论是此前的四万亿大刺激计划，还是新近的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内化为全球经济与市场波动的因子，金融风险成为双向且多次反馈的新机制。以前是配角，现在是主角；以前是被动者，现在是主导者。中国及其金融体系的地位变迁与其金融稳定的潜在涵义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后，系统性风险、外溢效益、双向反馈等将深刻改变国内金融市场及其监管体系。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内外金融风险统筹、中央地方监管协调、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匹配、普惠金融与风险收益重构等的矛盾性逐步呈现出来。2015年以来，不论是内部衍生还是外溢冲击，股票市场、汇率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波动加剧，对外部的影响和受外部的影响都更加敏感，现有监管体系改革及其与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匹配性将成为“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大任务。 可以看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与金融稳定相关的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量化宽松、外溢效应、双向反馈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成为了极其重要的学术以及公共政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下属的研究机构，高度关注国际金融研究，特别是金融监管、金融危机以及系统性风险方面的研究等，本着“国际为镜，中国之鉴”的基本理念，从2013年开始组织专业人员从国际知名智库，世界银行、IMF、FSB等国际金融组织，欧洲中央银行、美联储及其分行、英格兰银行、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及Journal of Fin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期刊中，精选一些重要论文和工作报告，择其精要进行编译，形成了研究基地的“国际研究镜鉴”系列。 遵循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脉络以及公共政策的现实需求，“国际研究镜鉴”重点关注了系统性风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宏观审慎框架、外溢效应、非常规货币政策、债务危机、普患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国际研究镜鉴”系列及其归集出版的重要目的是在于通过跟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风险传递的路径、政策应对的模式、金融行为的反馈以及内外机制的融合，基于学术和政策的双重视角，来为我国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及其内外协调等的理论研究、政策研讨和实际决策提供参考。 比如，巴塞尔协议Ⅲ是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化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品质提升有借鉴作用；比如，系统性风险，该方向涉及金融稳定的研究、系统性风险的度量和预警，最为典型的是欧洲中央银行的风险仪表盘，这对于我国系统性风险的预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比如，重点关注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协调，当金融稳定成为央行的第三个目标之后，组织架构和功能调整成为了重大的政策需要，这将是我国未来金融管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最后是特定领域的经验支持，比如世界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及政策支持体系借鉴，普惠金融发展指标的设计、收集、评估和政策含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仍将持续关注系统性风险、爱观审慎监管、金融稳定以及特定金融领域的理论、实务及政策动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基地网站对外发布，以期能够激发学术界的研究灵感，为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一定的前期研究支持，充分发挥基地在金融监管的理论分析、业务实践和政策发展中的智库支持作用。 是为序。

序言一 李仁杰  兴业银行行长 编写一本关于私人银行的书，这个想法缘于近两年兴业银行推动私人银行业务转型发展的一些探索和思考。 私人银行是一项古老的金融服务，早在十六七世纪就在欧洲的瑞士兴起。但在中国，私人银行还是一项新兴的业务。兴业银行从2011年开始介入私人银行领域，当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私人银行部。几年来，在参与推动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思考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等基本问题。从现实情况看，目前国内各家机构对私人银行业务的认识、发展还存在不少的“误区”。比如，简单地把私人银行业务等同于财富管理业务，甚至等同于向高净值客户推销银行的理财产品；私人银行产品以类信贷资产为主，以融资为驱动，某种意义上成为银行传统信贷的“影子”，等等。这些显然与成熟私人银行业务以“咨询顾问为根本”“受托投资为支撑”“增值服务为补充”的本质属性不相符合，既狭隘了私人银行服务的内涵，也违背了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是全世界富裕人群增长最快的地区，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但这种发展，必须以准确把握私人银行业务本质、遵循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规律为前提。结合兴业银行的实践体会，我们认为，当前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关键要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端正理念。要深刻认识私人银行业务“代客”“受托”的本质，坚持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根本，为客户提供可信赖的“管家式”服务，而不是简单地向客户推销产品。二是找准方向。私人银行服务应该以高水准、专业化的咨询顾问服务为驱动，这种服务一方面源于对客户需求的深刻把握，另一方面源于对各类市场、各类工具的深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局限在融资、理财产品上。三是整合资源。要实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管家式”综合服务的目标，要求私人银行服务机构必须善于跨领域、跨机构、跨区域整合资源，真正把最优秀、最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服务推荐给客户，而不是局限于本机构、本区域范围内。总之，要从现有的“推销产品为主”向“受托服务为主”转变，从“融资驱动型”向“咨询驱动型”转变，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变。 作为国内私人银行服务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在推动私人银行业务转型发展上既有特殊优势，又责无旁贷。从优势看，国内商业银行特别是大中型银行服务网络众多、客户基础广泛，而且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大中型银行普遍具备银行、信托、基金、租赁等各类金融牌照，不仅内部可以调动的资源多，在整合外部各类资源上也有了更强的实力。这些都为国内商业银行推动私人银行业务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条件。从责任看，相比其他私人银行服务机构，商业银行体量大、社会影响面广，在推动国内私人银行业务转型发展上理应发挥良好的示范作用，带头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组织编写本书的动力之一。 本书的编写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参与研究、编撰和修改的有来自中国银监会、瑞银集团、瑞土隆奥银行、花旗银行、法兴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恒生银行等监管部门和各金融机构私人银行资深专业人士约50名。研究成果有质量、有创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私人银行实务研究的前沿与最新方向。我相信本书的研究成果将为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在新时期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助力。我也期待，本书研究成果的传播，能够为中国高净值人群正确财富观的确立、国内私人银行服务品质的提升、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形成有益促动。 是为序。   序言二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作为一种向高净值客户个人及其家族企业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和全方位非金融服务的业态，私人银行无疑是整个金融服务业的“皇冠”。但是，由于其服务对象的小众化，服务过程中对私密性的强调，私人银行不为一般公众所知，甚至在金融业内也不甚知晓其运作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对私人银行的理解就出现了许多偏差。 私人银行服务对象的小众化和私密性并不与其具有的一般社会意义相矛盾。私人银行常常被简单地误解成为“富人”提供服务一一如果从私人银行服务的对象是高净值客户这点看，这种理解确实不错。然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并不妨碍其具有的一般社会意义。首先，为“富人”提供良好的财富管理和财富传承的服务，将在宏观上促进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事实上，缺少这种服务所导致的“富不过三代”现象，不仅反映了家庭和个人财富的流失，也是整个社会财富的损失。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从其历史渊源看，私人银行是传递正确财富观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如果没有正确的财富观，伴随财富积累的常常是为富不仁、骄奢淫逸。传递“达则兼济天下”的财富观，推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构成了私人银行发展的重要社会意义。 私人银行服务内容的高品质、个性化和全方位来自金融机构从事一般金融业务的能力积累。与提供标准化产品、标准化服务、满足大众的一般金融业务不同，私人银行业务更加强调量身定制，更加强调涵盖客户整个生命周期乃至代际传承的全时空服务。对私人银行业务的要求远远高于一般性的金融业务，但是、后者显然是前者的基础。例如，没有掌握银、证、保、期等标准化的产品和投资渠道，就难以设计出个性化、结构化的产品和投资渠道；没有理解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普罗大众的标准化金融服务需求，就无法提供全方位、全时空的财富管理和财富传承服务。当然，仅仅掌握了标准化、一般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也无法简单地过渡到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因为在服务理念、展业模式、组织架构、人力资源、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私人银行都与一般金融业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私人银行所提供的一些服务(如节税、遗产继承、生活增值服务等）也非一般性的金融业务所具有。 私人银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逃避甚至违背一般的金融监管原则和框架。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关注金融消费者保护。例如，美国《2010年消费者金融保护法案》开创性地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确保消费者及时、清楚地获取有关信息，防止不公正的、欺诈的、侮辱性和歧视性的商业行为。一方面，与标准化金融业务的服务对象一样，私人银行的客户也属于金融消费者，而且，由于服务内容的特殊性和私密性，对私人银行客户的保护更加面临挑战——这一点在此次全球危机后暴露出的诸多案例中都得到体现。然而，另一方面，对私人银行客户实施过度保护以至于使私人银行成为逃税、洗钱、脱离金融监管的渠道，也不符合私人银行发展的方向。就此，作为私人银行发起之地，瑞士对私人银行监管的演变值得关注。长期以来，瑞士的合伙制私人银行不必遵守联邦《银行法》的全部条款，不必满足法定资本要求，更无须公布金融财务报告，除非它们要求吸收公众存款。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黑钱、贿赂、独裁者资产、恐怖主义资金等的关注，延续三百年的瑞十银行保密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对私人银行的合规性监管也正在加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从大一统的架构演化为多种机构，多种市场并存的复杂结构，我国的金融机构也正在从提供传统的、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演化为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和综合化的产品和服务。私人银行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深化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全方位、全时空金融服务的能力。私人银行将是金融服务业的下一个高地。 希望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够为中国私人银行的发展做出贡献。

谢玮博士的博士论文几经修改，最近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板社出版，来求序。 谢玮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其论文题目为“资产负债表衰退研究——日本经验”，也是在我指导下选定的。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形势使然-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下子将资产负债表冲击摆在了全世界面前。自那以来，债务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杠杆率问题，成为全球最热门话题。 最初，中国好像置身于事外。当时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美国金融创新过度，而我国则创新不足；美国杠杆率过高，而我国的杠杆率则嫌太低。于是，在这样一种盲目且麻痹的状态下，较强的经济刺激措施不断推出；若干年积累下来，我国的债务率和杠杆率不断飙升，如今已进入杠杆率较高的行列。 杠杆率飙升以及国际社会不断鼓噪，终于引起中国高层的注意。2015年，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提出，“去杠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五大任务之一。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指出：“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这指明了我国风险管理和加强监管的任务集中在去杠杆上。 债务和杠杆，是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综合体，要全面分析并得出不偏颇的论断，必须找到合适的分析框架。资产负债表就是这样的分析框架。因为，杠杆率的原初意义就是用资产面的总资产除以负债面的权益。 资产负债表原本是企业实施科学管理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它基于权责发生制，即以权利和责任的发生来决定收入和费用的归属。由于包含应收、应付、预提、待摊等项目，权责发生制较之收付实现制更能准确反映企业活动的经济本质，尤其在处理跨期经济活动方面，它有现收现付制不可比拟的优势。 资产负债表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财务指标和平衡表，在负债方，反映企业某一时点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揭示企业现在与未来需要支付的债务数额、偿债紧迫性和偿债压力；在资产方，反映企业资产总额及其构成，揭示企业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分布情况及盈利能力；将负债和资产结合起来分析，可据以评估企业的绩效，分析财务的弹性和安全性，考量其偿债能力及经营的稳定性。 更重要的是，资产负债表揭示了企业资产和负债之间彼此生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用来分析、透视企业经济活动的很多深层关系。 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等开始尝试将资产负债表的独特分析功能引入国家治理，并试编了分部门及综合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此后，发达经济体纷纷效法。至今，大部分OECD成员国家都至少公布了不含有实物资产的金融资产负债表。 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在国家治理乃至经济分析领域中令人刮目相看，是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危机之后。与过去的危机不同，90年代拉美危机主要由过度借债引发，因而呈现债务危机的典型特征。如此，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能准确列示一国债务状况、刻画其债务风险、评估其偿债能力的分析框架，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青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籍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致力于运用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重新进行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辜朝明的著作一被翻译介绍到国内，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任所长，在我们的“金融论坛”上，至少组织过两次对辜朝明著作以及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的学术讨论。 在辜朝明看来，主流经济学对20世纪“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20年”原因的解释不得要领。他指出，过去的危机大多起始于产品过剩以及物价狂跌，然后影响企业和宏观经济，是一种古典型生产过剩危机。如今，经济已经全面金融化，危机更多地肇始于金融产品违约和金融市场狂泻，而且表现出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势，因而是典型的金融危机。 我们不妨以金融市场上的一次价格革命为起点来描述整个过程。由于市场过度投机，一些金融产品出现供求失衡，于是市场狂泻。市场上的变化很快传递到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直接结果就是企业资产缩水。由于负债是硬约束，所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失衡。如果上述状况持续一段时间，且企业难以从外部获得新的资金投入，企业很快就会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面对财务破产风险，企业为求自保，其经营目标悄然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转向危机中的“负债最小化”。它们开始减少乃至停止借贷，而且几乎将所有可获得的现金流都用于偿还债务。道理很简单，对于企业来说，生存无疑具有头等重要性。 进一步推演，如果多数企业都奉行“负债最小化”对策，全社会将形成不事生产和投资而专事还债的“合成谬误”，信用开始紧缩。在此局面下，即便银行愿意提供贷款，也没有企业前来借款。用中国的概念来说，就是“全社会有效贷款需求不足”。进一步延伸到宏观层面，在此情况下，即便央行实行货币宽松，银行也不会提供贷款，货币向信用转变的路径被全面堵塞，全社会信用紧缩局面就此形成。 金融因素一直是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创新的全面开展导致经济“金融化”或“类金融化”，经济运行显著受金融“繁荣一萧条”周期的影响。 巨量的货币和信用源源不断地注入并滞留于金融体系，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偏离程度，而且使金融扭曲的发生往往先于实体经济的扭曲。这导致传统的通货膨胀机制发生明显改变：在过量的货币和信用在实体经济中转化为全面通货膨胀(古典生产过剩型危机的典型现象)之前，资产价格高位崩溃带来的金融危机就已爆发。这意味着，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危机可直接经由资产价格路径而非传统的一般物价和利率路径发生并传导。这对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乃至金融理论均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理论渊源上追溯，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有美国学者(Fisher)研究“债务-通货紧缩”问题。他的一段话至今仍然令人警醒：(造成危机的）“问题不在于过度投资，甚至不在于过度投机，而在于过度负债”。他的研究形成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他指出，经济繁荣阶段的“过度负债”与经济萧条阶段的“债务清算”及“困境抛售”，是信贷周期生成的重要原因。这是对金融周期的较早阐释。 1935年，希克斯也曾建议(《对于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1935)：应使用经济主体某一时点上的资产负债表代替现金流量表，来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问题进行分析。 Bagehot最早正式将金融因素引入经济周期模型。Suarez、Sussman、Berger、Udell等对此有所发展。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对货币“中性论”进行了批判，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 所谓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是一种阐释金融体系显著影响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金融经济周期主要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而形成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 在伯南克等看来，作为引起经济波动主要因素的投资水平，高度依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企业现金流的多寡、资产净值的高低，对于投资有直接或间接的正面影响。 如果企业资产负债表是健康的，则企业的现金流充裕，资产净值也高。这种状况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企业内源融资来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间接影响就是充裕的现金流和高净值为企业进行外源融资提供了更多的“抵押品”，从而降低了其外源融资的成本。 显然，当企业遭受经济中的正向冲击或负向冲击，其净值随之升高或降低时，经由信贷市场的作用，这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会被放大，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 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入，金融市场波动日趋剧烈，而且显示出强烈的顺周期性和“超调”特征。这种状况与资产负债表效应彼此呼应、相互强化，使得实体经济呈现“繁荣一萧条”的新的周期特征。这就是金融周期。 分析中国债务问题，特别是探讨中国债务问题的解决方式，必须将中国的资产考虑在内，这就更需要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总体框架内进行分析。 如果说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从事债务融资主要是为弥补其公共消费亏空、弥合养老金收支缺口，那么中国政府的债务融资则主要是为各类公共投资筹集资金。 债务资金用途不同，经济后果便有霄壤之别：债务资金用于消费，则偿债资金仍须另行筹措，这无疑会加重政府未来的财政负担，加重债务危机；而债务资金若用于投资，这些投资形成资产并有现金流产生，这便为偿债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反而会降低负债的风险。因此，我们始终坚持联系资产来研究负债问题，始终坚持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下研究债务。 正因如此，近几年，我带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团队坚持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并以之分析中国的债务问题；也正因如此，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谢玮的这部专著。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7年2月28日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不断改革与发展，在保持自身基本稳定的同时，也对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来，各种新型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潜在风险。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但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领域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当前，社会各界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金融机构组织形式存在不少争议，如何正确看待和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无疑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

总体上看，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部分实现了去杠杆目标。2018年,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3.99%下降到243.70%，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08-2016年是我国快速加杠杆的时期，这8年间杠杆率共上升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

春节期间，国产电影《流浪地球》刷屏朋友圈，很多影迷高呼2019年是中国科幻片的元年。 但在它被点赞的同时，却是整个电影市场的低迷。根据国家电影局的初步统计，2019年国内春节档电影票房收入58.4亿元，同比仅增长1.4%，而观影人数只有1.3亿人次，相比于2018年同期大减了9.0%。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概念，“普”是指“范围广”，“惠”是指受惠，让更广范围的人享受金融带来的益处就是普惠金融的主旨。一般普惠金融所涉及的群体主要包括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

2018年11月27日，人民锒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301号），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范围、规评估流程和总体方法。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由 “全球系统重要性”发展到“国内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阶段。系统重要性银行（SIB）主要是指那些规模庞大、业务复杂、其倒闭有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影响从而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本文主要对美国和欧盟有关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经验进行总结，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