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四季度，特殊资产交易指数为125.54，连续两个季度回升，但仍较2019年同期大幅下滑13.5%，是近三年四季度的最低水平。其中，司法拍卖指数为116.72，已恢复至2018年四季度同期水平，但资产金融拍卖指数仍低于2018年四季度、2019年四季度的水平。 司法拍卖。2020年四季度，司法拍卖总成交额为698.11亿元；司法拍卖成交量为3.91万件；四季度的平均成交价为178.5万元，同比上升16.97%，但仍未恢复至疫情前平均200万元以上的成交价。分省来看，标的量前三的省份为江苏省、河南省、广西省，成交量前三的省份为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从标的量和成交量上看，横向比较，住宅用房都是当前最主要的司法拍卖标的资产，机动车是司法拍卖中成交比例最高的资产类别。纵向比较，住宅用房四季度成交量仅约为2019年四季度的60%，商品用房成交量出现环比大幅下滑。 金融资产拍卖。2020年四季度，金融资产拍卖总成交额为121.45亿元，环比下降20.01%；金融资产拍卖成交量为1153件，环比增长1.32%；平均成交价为1053.34万元，环比下降21.02%。2020年以来，金融资产拍卖平均成交价持续下降，四季度再创新低。分省来看，广东省、安徽省、浙江省占据成交量前三名，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占据标的量前三名。债权、住宅用房和机动车标的数量均较2020年三季度激增，而商业用房标的数量略有下降。从成交数量上看，四季度主要资产金融资产拍卖成交量与三季度相差不大，其他资产的成交量依然不高。价格上来看，与上一季度相比，各项金融资产的成交价/估值均出现了上升，债权资产的成交折扣率也略有下降，这说明特殊资产交易市场的资产需求在逐渐恢复，金融资产拍卖的平均成交价下降可能部分源于资产供给的平均体量（评估价）下降、未必完全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 展望2021年，特殊资产行业需求或将有所回升，可能会出现供需两旺的局面。从供给端看，在经济周期调整过程中，叠加疫情期间定向流动性支持和信贷延期政策退出、货币政策更加稳健中性，必然产生并要求去处置大量特殊资产。从需求端来看，近几年，市场对于特殊资产行业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不管是国内的资金还是国外的资金都做好了准备。当前全球其他地区的资产收益率较低，而中国的资产收益率较高，特殊资产的价值挖掘空间亦存在。此外，我们预计，中国将保持中高经济增速至2035年，这意味着当下的大量特殊资产有可能在未来得到价值的提升。所以，特殊资产的价值存在大量提升空间。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IMF 金融稳定和市场风险 阿德里安等撰文表示，目前金融风险尚且可控。在空前的政策支持下，去年的金融环境一度格外宽松，政策干预迅速扭转了2020年3月许多国家金融紧缩的局面，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总体来看，尽管2020年末以来新冠病例激增，可能会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但是投资者对未来增长趋势仍然呈乐观态度。航空业、酒店连锁业及服务业的股票价格已出现反弹。在发达经济体中，无论评级较高还是较低的公司，信用利差都大幅收窄，现已接近或低于疫情前水平。新兴市场主权和公司债收益率与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也急剧缩小。同时，外国对新兴市场金融资产的投资也出现反弹，为2021年大型债务展期融资提供了更多选择。对于金融市场的现状，投资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多投资者认为股票和企业债等风险资产的市场价值似乎已偏离了其真实价值，而另一些市场参与者则认为由于利率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走低，因此现在的市场估值是合理的。面对这种情况，决策者应当尽力保持当前政策取得的成果，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保证对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支持以及抑制金融风险等三种手段来继续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维持宽松金融条件的基础上，决策者应当确保政策履行其职能，同时保证金融市场不受政策意外后果的影响。因此，在目前金融风险尚且可控的情况下，决策者应当采取宏观审慎措施（例如，加强宏观审慎监督，包括对银行实施定向压力测试、对高杠杆借款人使用审慎工具），并根据需要开发新的政策工具。[1] PIIE 对2020年美国经济的分析 PIIE高级研究员福曼等分析，美国2020年GDP增速为负3.5%，系1946年以来最大程度的收缩。随着2020年下半年经济相对快速反弹，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下降2.5%。可支配个人收入因为失业保险、刺激计划支票以及对小企业的支持，反而经历了1984年以来最快的年度增长。超常的量化宽松导致利率下降。可支配个人收入的提高及利率的降低共同推动了新房、休闲用品和车辆支出的强劲增长，部分抵消了服务支出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减少。总的来说，美国经济收缩的幅度远小于今年早些时候的预测，也远小于大多数大型发达经济体的收缩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应对和经济弹性的优势，但也说明美国在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方面采取的措施较少。如果疫苗有效，那么1.6万亿美元的家庭超额储蓄、2020年12月国会发出的9000亿美元及未来国会可能提供的资源将为经济复苏提供大量需求。但是具体需求量还将取决于消费水平的回复速度，以及是否真正存在潜在需求。同时，经济还面临着供给恢复速度（特别是失业人口再就业速度）的不确定性考验。[2] 美联储 公开市场委员会报告 美联储于1月27日发布货币政策报告。首先，报告对美国的经济形式进行了简要分析。近几个月内经济活动和就业恢复有所放缓，其中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小部分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行业。总需求疲软以及低油价使得CPI仍然保持在低位。总体流动性状况仍然宽松，这也反映出政策对企业、家庭信贷的支持。未来，持续的疫情仍然会对整体经济形势带来风险。其次，报告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说明。委员会将致力于保持2%的长期通货膨胀率，并尽可能促进就业。因此，在目前通货膨胀率低于2%的情况下，委员会将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通胀率适度高于2%的目标，使长期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的水平。为了使长期通货膨胀率达到2%，并实现就业率最大化这两点目标，委员会仍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维持在0～0.25%的水平。同时，委员会每月还将至少增持8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保证市场顺利运行以及金融条件的宽松，进而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最后，报告指出，委员会将持续监控公共卫生、劳动市场状况、通胀压力、通胀预期、金融市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动态评估货币政策的立场是否适当。[3] 欧央行 气候变化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欧央行行长克里斯丁·拉加德于1月25日发表演讲，分析了气候变化及其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首先，拉加德提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做出三个改变。第一，将实际的碳排放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计入各部门的定价中。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欧盟目前使用了两种方法，分别是碳排放税和综合的碳排放总量管制及交易方案。第二，尽可能为公司提供更详尽、更准确的信息。目前，相关金融产品存在着信息持续性不足且不准确的问题，说明环境带来的风险没有被合适地定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需要使用共同的定义，逐步改变与气候相关的数据的披露方式，并将气候风险纳入信用评级中。第三，鼓励绿色创新及绿色投资。其中，推动资本市场绿色联盟的发展可以加大相关市场的深度及流动性，进而发展基于股权的绿色金融。 其次，拉加德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中央银行的影响。第一，气候变化对物价稳定造成了冲击。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进而可能会使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产生短期波动。同时，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转型与创新也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第二，由于气候变化很可能会使金融机构面临资产闲置及资产损失的问题，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可能会被削弱。第三，气候变化还会对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资产负债表、劳动生产率以及均衡利率）造成影响。 因此，欧央行已经开始积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建立了绿色金融体系网络(the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成立了气候变化中心，并努力扩大金融系统对气候风险的理解及管理能力。欧央行也充分利用其在相关市场中的影响力，持有约五分之一的合格绿色债券(eligible green bonds)，来推动绿色债券的标准。同时，欧央行非货币政策组合也对绿色债券进行了投资。[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Tobias Adrian, Fabio Natalucci, “Financial Perils in Check for Now, Eyes Turn to Risk of Market Correction,” https://blogs.imf.org/2021/01/27/financial-perils-in-check-for-now-eyes-turn-to-risk-of-market-correction/ [2] Jason Furman, Wilson Powell, “What the US GDP Data Tell Us about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what-us-gdp-data-tell-us-about-2020 [3] Federal Reserve Press Release, “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monetary20210127a.htm [4] Christine Lagarde, “Climate Change and Central Banking,”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1/html/ecb.sp210125~f87e826ca5.en.html

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剧烈的波动。美元（在岸）流动性短缺的影响迅速扩散，直接导致了离岸美元的流动性短缺，引发了非美国家的普遍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急剧上升，与在岸美元流动性市场形成了双重负反馈，直到美联储启动央行互换工具和开始大规模购买资产，市场流动性紧张的状况才得以缓解。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强化了离岸美元体系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危机也让这个体系的脆弱性暴露的一览无遗。展望2021年，2021年美元流动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在于监管政策是否继续放松。美元汇率与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美欧、美日之间的货币政策差异的影响。 2020年全球经济面临新冠疫情冲击，主要发达经济体步入衰退，经济增速全部跌入负区间，在前所未有的财政金融救助措施下，各国国债收益率在第一季度迅速下降至历史低位，之后呈现“低水平、低斜率、低波动”的三低震荡状态。展望未来，在疫情边际影响减弱，经济持续修复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或将大概率上行。在应对疫情冲击，新兴经济体普遍采用降息政策，驱动利率下行；但由于部分新兴经济体遭遇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制约货币当局进一步降息，土耳其甚至出现加息情况，驱动利率上行。而中国由于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曲线水平走势呈现“V型”，曲线斜率与水平走势相反。未来新兴经济体需警惕滞涨风险以及欧美经济体率先复苏对其的冲击。 2020年外汇市场跌宕起伏，美元指数经历了由牛转熊的阶段，2020年3月达到高点后，美元指数一路下行12.4%，全年下降7.08%。人民币汇率总体可以6月份作为分水岭，6月份以前的贬值，6月份以后的升值，全年总体升值6.47%。欧元、英镑、日元兑美元均有所升值。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汇率分化较大，其中阿根廷、巴西、土耳其、俄罗斯贬值幅度较大。2020年也是数字货币跌宕起伏的一年，受流动性助推，加密货币价格暴涨，市场向头部资产聚集的趋势更趋明显。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2020年初，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在抗击疫情中“先进先出”，为疫情防控及经济恢复给出了典范经验。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境内生产生活较快恢复，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率先复苏，也为保持全球供应链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注重供给优先恢复过程中，最终消费受疫情影响较明显，但在投资乘数效应逐步发挥和外贸出口增长较快情况下，最终消费增速呈逐季回升之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 当前，影响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疫情的蔓延状况，欧美等国第二波疫情暴发造成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远超2020年二季度，但其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明显减弱。从发达国家近期经济表现来看，居民实物消费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服务消费和工业产能利用仍处在恢复过程中，离疫情前水平还有大小不等的差距。一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也处在逐步恢复中。预计在疫情未完全消退、经济未充分复苏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不会过快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但财政救助则会视就业市场恢复情况且战且退。随着疫苗的大面积接种，全球经济有望在2021年二季度后迎来全面复苏。随着经济复苏，全球产业链或出现再调整，疫情冲击导致的某些技术应用加速和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可能引起产业和就业格局重塑。各主要国家需加速启动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以及金融结构性改革，资产负债表修复等多个方面都将面临考验。 在疫情暴发后，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精准应对市场流动性恐慌，保持了市场平稳，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希望引导市场利率下降。从2020年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供给和流动性管理取得非常卓著的成效，但政策利率引导效果不佳，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出现不同走向。在资产负债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付息现金流压力增大。政策利率引导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是2021年关注的政策重点。面对中美利差走阔，要重点关注“热钱”大量流入进行套息交易，在美国经济好转时又大量涌出，从而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冲击。 总体来看，2021年属于“疫苗复苏”过程中的恢复期，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着力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货币政策方面要保持较宽松的货币供给以利于经济实现充分的复苏。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