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政策变化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普遍化。以美国、欧盟、日本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出台了超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宽松、质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似乎超越于财政政策成为危机应对和促经济增长的基础政策。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框架中，量化宽松政策成为核心变量。

5月以来，随着全球经济景气度的下滑，各主要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十年德债下行35BP跌至-0.32%的历史最低点，十年美债下行53BP跌破2%，欧央行与美联储也接连释放鸽派信号，新一轮宽松周期正在加快到来。

摘要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作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的系列年度报告，秉承“记载事实”、“客观评论”以及“金融和法律交叉研究”的理念，系统、全面、集中、持续地反映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发展和改革历程，为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为金融理论工作者提供素材，为金融监管当局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三部分组成。“总报告”为两篇：第一篇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风险与监管”，在系统梳理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国际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建议。第二篇为“中国金融监管：2018年重大事件评述”，对2018年度中国金融监管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并对2019年中国金融监管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分报告”为分行业的监管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8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年度进展，呈现给读者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部分是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重大问题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监管、监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托管制度、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方面。

今年上半年，商品市场的焦点明星是铁矿石，其主力期货合约在六个月时间里，从470点涨至808点（6月24日），年内绝对投资回报率超过了70%。

选择投入、产出变量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计算中国不同省份的碳排放管制效率，研究碳排放管制效率的区域差异。结果发现，中国碳排放管制效率整体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但区域差异性明显，东部地区的碳排放管制效率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低，东北区域则出现剧烈波动；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对中国碳排放管制效率存在显著影响，过度城市化会降低碳排放管制效率，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可以提高碳排放管制效率。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最大的政策变化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普遍化。以美国、欧盟、日本为核心的发达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出台了超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宽松、质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似乎超越于财政政策成为危机应对和促经济增长的基础政策。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框架中，量化宽松政策成为核心变量。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制机制，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具有前提性意义。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曲折历程，可为佐证。本文指出，只有在机制健全、运行正常的金融体制机制下，新的技术应用才会沿着正常、有效率的路径发展，才能产生正面、积极的效果。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应注意三方面的内容。

过去10余年，以金融控股公司为支撑的混业经营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大趋势，金控自身的发展甚至出现“野蛮生长”的态势。各大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大型民营企业、互联网企业等都纷纷抢滩金融控股公司。但是，由于没有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法律规范，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成为重要任务，而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在监管上更是没有先例。金融控股公司涉及面较广，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进一步强化对其规范监管是极其必要的。

截至2019年5月底，官方统计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9.89万亿元，较2018年底净增1.5万亿元，5个月内便有8%的增长，本就令人瞩目，加之还有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规模”的政策安排，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