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9年末，我国小微企业近3000万户，个体工商户8200多万个，占整个市场主体的90%以上，可解决中国2.5亿人的就业问题，其中新增就业和再就业人员的70%以上也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见，小微企业是社会经济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对稳就业、稳经济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围绕着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政策不断出台，普惠金融战略纵深发展。

今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中国GDP不变价为18.37万亿元，同比下降6.8%，创下1992年以来历史新低，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在于疫情防护导致居民隔离对投资、消费和出口均造成冲击。虽然中国抗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四月以来企业基本上实现复工复产，但由于海外疫情仍在蔓延之中，外贸型企业的订单同比减少，更严重的是，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依然回落，使二季度乃至全年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如何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使中国经济走出下行的窘境？中国是否可以实施与欧美QE相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来刺激经济？

序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社会融资规模、金融机构数量和直接融资比例显著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外汇储备稳居世界首位。此际，我们还发起了亚投行、金砖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有力支持了“一带一路”的实施，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回归。毋庸讳言，我国金融业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金融体系也经历了一系列冲击。 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波动发展，其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烈可谓世之罕见。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正处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期。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同时，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另外，体制性原因导致一些市场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很不适应。中国金融业面临新挑战，需直面应对。 第一个挑战就是结构失衡。目前，实体经济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循环不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根本任务。 第二个挑战是外延式扩张模式已至末路。过去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业可以快速上规模，可以搞外延式扩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来的路已至末路。质量优先，效率至上，内涵式发展成为发展的新模式。特别是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更要注重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彻底改变。金融业制度性利差明显，一度存在“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而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要突出的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这可以从六个方面入手，即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注重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支持创业投资，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改善间接融资结构，加快实现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型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坚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功能定位，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与商业性金融联动互补、差异化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要注重本地化，扎根基层、服务当地、精耕细作，不宜搞业务多元化和跨区域经营；促进商业保险发挥长期稳健投资作用，发挥经济的“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事实上，这也是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未来金融体系勾画的要点。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的明确判断。这就告诉我们，我国风险管理和加强监管任务，集中在去杠杆上，去杠杆是防范风险和维护稳定的必要前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等。与之对应，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为此，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是关键。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仅仅依靠从金融侧去杠杆倒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效果并不明显，更重要的仍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而要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提高资产回报率在上升的行业的比重，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大规模产业调整势在必行。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对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普惠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长尾效应可以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同时，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也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有力地支持了供给侧结性改革，从而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互联网金融自2013年迎来爆发性增长以来，监管态势也经历了由松到紧，由鼓励、促进到规范发展的转变。2017年7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充分显示中央引导和规范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意志和决心。当前，政府监管与自律规范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正在逐步构建，行业整体风险下降态势明显，风险案件高发频发势头得到遏制，机构优胜劣汰加速调整，发展环境逐步净化。可以预见，随着专项整治收官和长效机制建立，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必将实现真正腾飞。 本书延续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析与评估(2016~2017)》的研究框架和结构，从行业平台状况、运行态势和特征、风险管理和监管、国家监管发展与启示以及未来展望与趋势等方面对2017年以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行业总体概况进行了分析展望和总结。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对于刚刚结束的FOMC货币政策会，笔者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美联储判断经济不会很快恢复，就业岗位也难以迅速回归，在意识到无法速战速决的前提下，开始调整策略，筑起“街垒”，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源源不断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成为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物价不可或缺的因素。 货币宽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基本关系，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理论事实：一是货币宽松同时引发信贷宽松才会引发通货膨胀;二是只有在一国实际产出远低于潜在产出，货币宽松才会引发通货膨胀;三是世界有像中国一样的国家和地区，有能力生产物美价廉的消费品。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致力于“创新、开放、分配、法治”。一方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有助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应对技术脱钩风险；开放，是全球大变局下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在要求，也是后发赶超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分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既可释放消费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又可努力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社会不稳；法治，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诉求，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保障，亦是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题中之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的深圳二手房价同比上涨了1.7%。就在房价出现上涨的同时，深圳的房租却出现了明显下降。根据房地产中介机构诸葛找房的数据，5月份深圳房租同比变化为-5.94%，房租降幅最大的几个城市分别是：三亚（-13.98%）、杭州（-6.56%）、郑州（-5.21%）、武汉（-4.19%）。

日前，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第二批应用正式公布，引起了各方广泛热议。众所周知，2019年12月人民银行首先在北京市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并在今年1月公布涵盖开放银行、供应链金融等场景在内的六个创新应用作为首批试点项目。随后4月又支持在上海、重庆、深圳、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等地扩大试点，并且积极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当前香港债券市场可分为三大子市场，一是本地港元债券市场，二是在香港发行和交易的非港元债券市场，三是美元债券市场。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个结论在美国基本成立，却不能用来分析中国的股市和经济。除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存在问题外，上市公司的质量和结构应是症结所在。我国股票市值前十的上市公司没有一家高科技公司，且市值普遍下跌，而成长性最好的科技类公司因不合理的IPO制度等原因基本上都没有在A股上市。本文认为，只有让股市里真正的高科技公司越来越多，才能使股指切实反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