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常会指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这是金融让利被提了很久之后，第一次明确了数字。 明确总比不明确好，大部分人类毕竟是讨厌不确定性的。 2019年，商业银行全年净利润是2万亿元左右（没查到整个金融业的数据，但金融业的主体是商业银行，所以不会比2万亿元多出太多），因此，让利的1.5万亿元应该不是指净利润，要不然，让全年的净利润消失一大半，这会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没有哪个国家敢出这样的招。

未来10年，美国将出现高达16万亿美元的名义产出缺口，新一轮纾困方案的金额要与此相称。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产出缺口会有多大呢？似乎还没留意到有智库或经济事务专责部门做过此类估算――但这极为重要；有了这关键的第一步，后续跟进的，才谈得上提前拟定应对策略和实施方案。

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针对目前疫情冲击下的全球货币政策发表了观点，可概括为六点：

从2009年7月六部委下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至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届十年。十年间，人民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实现了从跨境贸易支付结算，到投融资货币，再到全球储备货币的“三级跳”。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反映人民币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此外，伴随着资本金融开放与汇率、利率市场化的持续推进，2019年末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第六大储备货币，国际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抗疫特别国债的组合式发行策略应包括如下要素：第一，在发行窗口的选择上，尽可能避开敏感时点，并错峰排期。第二，在发行期，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创造宽松的资金环境。第三，必要时降息，。包括下调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第四，视降准为最后一道屏障。

随着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与深度学习不断进化、金融服务模式与产品发生重大变革，全球普惠金融经历了“微型金融→ 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的演进与发展。在全球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从国家层面制定发展战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国际金融治理的话语权，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长效监管机制，大力建设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进而提高中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

观察长期以来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有助于对下一步全球经济走势作出更准确判断。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已在较长时间居于一种预期背离的状态，一方面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充满担忧，而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又对风险资产存有偏好。全球经济已处于长周期的下行期，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趋势无法回避。而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货币当局的宽松政策一直未能真正得以退出，全球经济对于流动性的极度依赖使得当前金融体系处在一种高总量水平下的紧平衡状态。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金融风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的信用风险抬头、低利率环境下的资产组合风险、新兴经济体的外部融资风险和海外美元流动性变化。近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未来疫情扩散态势尚不可测，但世界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存在，一旦遭遇外部负面冲击，导致衰退的因素便会迅速发酵，最终令全球经济不堪重负。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金融基础设施之间的互通性以及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互连性，使其可能成为潜在风险的传播源头，影响到国家金融稳定。为加强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建立完善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应特别关注一些金融基础设施的系统重要性特征，在法律法规体系、监管框架体系和国际监管合作体系等方面加强统筹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