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国家金融改革战略重点，也是现代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实践中还有需进一步厘清的问题，都直接影响到这项工作的效率与结果。

通过债权人委员会来实现对企业的区别对待和有扶有控，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改善，也可以有效地推动“三去一补”目标的实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

我们的研究表明，危机冲击往往致杠杆率（债务占GDP比重）迅速攀升。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2000年IT泡沫破灭后，均导致了我国杠杆率的上升；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杠杆率的上升尤为明显。2008～2015年，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杠杆率由170%上升到249%，6年上升了近80个百分点。剔除金融机构部门，我国实体部门的杠杆率从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5年的228%，7年上升了71个百分点。

但凡讨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状况，人们都会关注第一代独生子女将要面临的长辈照料负担。其实，首当其冲遭遇照料难题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人。如何选择能够同时增进照料者和受照料者福利的方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作为“五零后”的一员已深有体会。以下所述，或可视为老龄知识分子家庭相机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2辑发表了我的《低龄与高龄老人的合作与冲突》一文以后，责任编辑詹小洪邀我以“父母住进养老院以后”为题写个续篇。此间，父母和我们姊妹仨面临的紧迫问题，主要是生活状态变化中的适应与应急。这就催生了现在这篇《父母照护中的相机抉择》（《经济学家茶座》，总第73辑，2016年第3期）。 　　2016年3月，我在为老父母签约养护中心的那一刻就深切体会到，老龄化时代亟需匹配长期照料保险制度，以便分散单个家庭及个人承受的财务负担。以前做养老保险研究时就知晓，这一制度在德国被纳入社会保险，在美国则以商业保险的形式出现。2016年11月初我去纽约开会，恰好遇到一位从事高龄慢性病患老人护理的朋友，交谈中了解到有关美国低收入病患老人照料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出资，通过医疗援助项目（Medcaid），为低收入病患老人提供了可谓无微不至的照料。据此，我为《茶座》第74辑撰写了一个短篇案例报告。11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组织青岛考察，我从一位副市长那里获知，青岛市已在人均两元的筹资水平上，建立了长期照料保险。可以设想，这一有益的尝试将会通过制度推广，惠及全国老龄人口。 　　一个在财务上可持续的社会照料保险，只能给付“经济型”的照料费用。如果受照料者及其家庭选择“舒适型”甚至“豪华型”，那就需要购买附加照料保险；或是自掏腰包，直接支付超出基本水平的费用。目前，中国的长期照料保险制度虽然还谈不上建立，养老服务市场却已蓬勃发展，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市场细分，这就给了家庭和个人更多的选择余地。一位西大好友看了《合作与冲突》一文，专门找我来讨论“五零后”的养老问题。经历计划生育政策的“五零后”，不可能像自己的父母那般，进入高龄阶段会有多位子女照顾，因而不得不未雨绸缪。我俩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第一，75岁就考虑进养老院，免得人到高龄连自办入院手续都困难。第二，好朋友结伴而去，方便社交。第三，先去苏杭一带的养老中心，争取获得性价比高于大都市的优质服务。第四，到衰老阶段回北京，住社区养护中心。原因是，她的孩子在京工作，我的亲朋好友也多在北京。第五，现在就开始，为选择机构养老做财务准备。 　　走出大都市养老，对家庭和个人而言都堪称最经济的选择。然而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里，机会和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大都市集中。老人为了追随子女，也不得不奔向大都市。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老人选择迁往都市边缘的养老机构。与异地养老相关的人口迁移，已成为常见现象。与此相伴的难题也随之而来，第一是医疗费用不便结报。例如，我母亲六月份的住院费用，是妹妹拿到咸阳办理报销手续的。报销比率大约相当于实际支出的1/3，所得报销款尚不及北京至西安的高铁往返票价。若非妹妹家居西安，我们注定会放弃报销的。第二，都市空巢老人的房产处置，与户籍捆绑的福利安排相冲突。在燕郊这家养护中心的京籍老人当中，有的由儿女代管原住房的出租事务；有的卖掉自己的住房，把户口迁到了亲戚家。倘若把户口迁入河北省地界的养护中心，他们就不能享受北京的老年优惠了。其实，无论他们怎样处置原住房，都既可充实自己的养老财务，又能为北京增加住房供给。市政府只消回应他们的需求，即可收获一石二鸟的成效，又何乐而不为呢？父母的一位邻居听说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声音马上高起来：“你们能影响国家决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户口这件事影响老年人的福利，给我们放在原来的社区派出所也行啊！” 　　当然，机构养老并非高龄老人唯一的选择。何种选择最优，取决于老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自身的财务和健康条件以及居住偏好。我在《德国高龄老人怎样生活》一文中（《经济学家茶座》第64辑）提到的Bergmann教授，人到百岁仍生活自理。2015年，他依然独自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还单独去往以色列，接受亲朋好友为他举办的百岁庆典呢！ 　　朱玲：2016年12月11日

通胀处于低水平且不断下降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经济自2012 年出现明显减速以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消费者价格水平和生产者价格水平的各项价格指数也呈现低位运行的态势。从低通胀的影响因素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需求面因素的债务—通缩陷阱与资产价格下降—通缩陷阱; 二是供给面因素的生产效率差异; 三是另一供给面因素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 四是货币面因素的资本外流压力下外汇占款下降带来的流动性紧缩效应。鉴于长期低通胀将会对整个经济形成负面影响，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举措: 一是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防止退出不足和过度进入两种倾向; 二是着力防范过度负债问题，重点发展股权性融资并矫正二元融资结构。

胡雪岩而立之年发达，花甲之岁败亡，一生跌宕起伏，功过难评。胡雪岩的传奇一生离不开特殊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其天赋禀异的商业才能，更离不开他与左宗棠的官商结盟。胡雪岩从一个钱庄跑街做起，以办阜康钱庄起家，凭借政商关系的结合，逐渐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运糟米、营生丝、办药局、兴洋务，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获得慈禧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胡雪岩在五十多岁时达到人生顶峰，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然而，与盛宣怀的商战失败，及替清政府向外国银行借款时浮报利息成为其破产的导火索，其商业帝国在晚清1883年金融危机中覆灭。胡雪岩最终一贫如洗，落得被抄家的下场。众多产业中仅有胡庆余堂留存于世。胡雪岩独特的经营理念，是胡庆余堂得以传承百年的根本所在。本文将重点分析胡雪岩的家族信托理念在其金融平台运作及胡庆余堂经营中的运用，以期为现代家族财富管理和企业治理提供镜鉴。

当前，伴随信息化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运行模式也涌现出全新的变革趋势。当新经济带来了创客时代之后，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大量涌现“小而美”的产业与企业形态，这些都使得分散化、及时性、智能化、合作共赢的新型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