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年初以来，在所谓的“301”调查基础上，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从规模、强度、波及面等方面看，此次事件业已成为近40年来中国遭遇的罕有的严峻外部冲击，也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经贸交往中鲜有前例。尽管在事态进展中，包括两国元首在内的高层进行了多次会面、磋商，众多业界、学界人士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都对此表达了担忧与关切，但无奈美方决策层似乎决心早定，始终摆出咄咄逼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式。截至2019年1月，美国已对来自中国的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约占中国对美货物出口的一半。当然，中国也旋即采取了若干反制措施，包括对美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提起诉讼等。

近两年以来，受监管强化及银行自身积累能力减弱等因素影响，银行业对资本补充的需求日益迫切。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又需要银行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两方面矛盾交叠之下，拓展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成为化解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背景下，加快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再次被提上日程。

国家何以兴衰？答案在于能否在历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德国和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美国；科技创新与经济中心从英国逐步向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迁移。谁能主导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并未针对家族信托做单独界定。但《信托法》中关于“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提法明确了他益信托的合法性，“信托财产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等条款进一步确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为家族信托提供了法律基础。2014年4月初，中国银监会出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99 号文”)，在转型方向中明确提出“探索家族财富管理，为客户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很多公司也是在2014年开始大力发展家族信托。在家族信托快速发展的同时，愈发明显地发现传统的信托业务监管办法已经不再适用于家族信托。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已逾十年，美联储历次宣布实施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举措，都为世界经济带来了较大震动。而今，面对美联储起伏不定的加息节奏和缩表步骤，全球各经济体都在积极应对其带来的影响。本文总结了美联储十年来执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三个阶段，并对我国政府各类预案措施和相关机制建设进行展望。

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系统性金融危机，不仅国际金融市场遭遇重创，而且全球经济陷入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为了应对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多经济体出台了史无前例的政策措施以挽救崩溃的金融体系和失衡的经济体系，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纷纷走向宽松的政策框架，基准利率不断下调至零利率。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上是相关货币政策当局在面对传统政策难题尤其是名义利率“零约束”以及金融市场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以总量扩张的方式向市场输入流动性，同时还以各种资产规模计划变相为财政融资或为企业部门提供信用保障。在市场信心缺失、投资萎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的巨量流动性，以缓释市场紧张导致的估值体系崩溃和防止“明斯基时刻”引致的信用骤停，进而扭转投资信心，最后实质改善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过去十年，美国货币政策以量化宽松为主导，经历了危机救援、经济复苏和政策整固三个阶段，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货币政策的完整周期。

2月2日，中国机构编制网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研究基地梳理发现，《规定》明确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即“金融委”）办公室设置在央行；央行增加宏观审慎职能；央行领导班子配置也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一正六副”变为“一正四副”；在原有职责基础上，增加了部分监管职责；在机构设置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增减。

自1978年迄今，我国经济逢“八”则变、遇“九”皆难。过去的2018年见证了巨变。对于刚刚到来的2019年，上下各方都意识到凛冬已至。今年之困难，从全球看是过往以发达经济体为中心、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模式彻底势衰的结果，从国内看则是人口红利时期政府主导模式难以为继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