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各国的劳动参与率在疫情中普遍出现明显下滑和附加性劳动力效应失效，使得本次疫情中的失业率统计对失业的真实程度严重低估。通过中国与部分国家疫情期间的失业情况比较，本研究发现：政府的保就业政策、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疫情的成功应对是我国就业情况在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下总体保持平稳的主要原因，而对“抗疫情”和“保经济”的关系理解和处理的不同是国家间疫情应对效果差异的思想根源之一。后疫情时期，我国结构性就业压力较大，本研究建议：保就业仍是首要任务，需加强对失业的监测统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模式的劳动保障。

不平等的加剧通常归因于全球化、技术进步、人口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传统观点认为，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和稳定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长期改善穷人的状况。但是，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引起了各界对货币政策可能导致不平等的担忧。本文旨在梳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渠道，实证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以及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研究了银行补充一级资本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通过模型证明，一般情况下，补充资本会推动银行提高贷款增速，效果受银行资本调整成本和银行自身特征的影响，前者与资本工具发行门槛有关，后者与不良贷款率有关。若发行资本工具门槛过高或不良贷款率较高，银行补充资本不一定会增加贷款供给。本文基于2013—2019年151家国内商业银行数据建立 GMM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一级资本工具对贷款增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别的一级资本工具对贷款增速的影响不同，永续债等门槛较低的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对贷款增速的正面影响更强，门槛高的公开股份发行对贷款增速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一级资本补充对“好银行”贷款增速的作用效果更强，不良贷款率高、资本充足率低会削弱补充资本对贷款扩张的促进作用。国有大行、中小银行补充一级资本可以有效提高贷款增速，但股份制银行补充一级资本对贷款增速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认为，中央银行调节对银行的资本约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