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三季度，特殊资产交易指数为96.75，较二季度有明显回升，但仍没有恢复至疫情之前。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活动重启，新增特殊资产得到确认，各类特殊资产的供给有所增加，但成交依然恢复较慢。 司法拍卖。2020年三季度，司法拍卖总成交额为524.54亿元；司法拍卖成交量为3.44万件；三季度的平均成交价为152.6万元，同比大幅下降32.45%。从标的量和成交量上看，住宅用房都是当前最主要的司法拍卖标的资产，机动车是司法拍卖中成交比例最高资产的资产类别。住宅用房、商业用房、工业用房、机动车等主要司法拍卖资产的标的量已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但是成交量方面，除了机动车成交量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其他资产成交量恢复较慢、成交率明显低于疫情前。成交价格方面，升值空间最低的机动车呈现较为明显的溢价成交；商业地产司法拍卖需求低迷，成交价明显低于评估价；住宅和工业用房的平均成交价均基本与估值持平，说明这两类资产在司法拍卖市场的供需相对平衡。 金融资产拍卖。三季度，金融资产拍卖成交额和成交量均环比下降。2020年三季度，金融资产拍卖总成交额为151.76亿元，环比下降15.19%；金融资产拍卖成交量为1138件，环比下降11.71%；平均成交价为1333.57万元，环比下降3.89%。2020年三季度金融资产拍卖平均成交价是2018年以来平均成交价的最低值。商业用房和住宅用房标的数量和成交数量均较2020年二季度激增，而债权、机动车、工业用房和其他用房标的数量都有所减少。从成交数量上看，三季度成交量与二季度相差不大，债权类资产的成交量最高，其他资产的成交量均不高。价格方面，除机动车以外，其他资产均为折价成交。超过一半的债权资产以低于50%的折价成交，溢价成交的比例降至4%。如果经济持续复苏，债权资产的平均折扣率仍有上升空间。 展望未来，从特殊资产供给来看，银行存在明显的不良资产剥离需求，非银金融机构也有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待处置，特殊资产的标的量将进一步上升。从特殊资产需求上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市场对特殊资产的需求也会有所上升，特殊资产的成交额、成交量乃至成交溢价率将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三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更多积极变化，但制造业投资恢复较慢、就业市场供需缺口、核心通胀持续低迷等问题不容忽视，增长可持续性隐忧再现。如果经济复苏受阻，特殊资产的供需缺口可能会扩大。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IMF 跨境支付的飞跃 IMF发表报告指出，当前由于新技术的支持、政策的决心以及家庭和企业的需求，提升跨境支付显得格外重要。对此，该报告对发展跨境支付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在设计、推行跨境支付时，应当综合考虑所有国家的情况。各国在执行能力、现有基础设施、金融部门发展和客户需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跨境支付的推行方式应当响应需求的多样性，具有适当的灵活性。第二，各国应该积极合作，避免不作为的情况，以保证各项推进方案的可实施性。其中，各国如何就跨境支付加强合作仍在探索当中，现阶段仍然需要建立基本的技术、设计、法律以及监管标准。同时，不同国家的合作应当符合国际共同的利益，IMF会就该情况帮助协调。第三，在合作寻找提升跨境支付的方案时，各国应当积极吸取相关参与者的经验和观点。同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应当合作。私营公司进行创新并与用户互动，公共部门进行监管、监督并向系统提供信任。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国应该探索“公共-私人”的解决方案。第四，各国间的合作意味着承认一个国家的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宏观金融影响。例如，以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的新型数字货币可以提升境内和跨境的支付，但是该合作也带来了若干问题：（1）货币发行国家可以诱导外国公民不再使用本国货币，但也面临着资本流动扰动的问题；（2）许多国家采用资本账户管制（Capital Account Restrictions），目前无法确定管制是否可以通过调整来与数字货币兼容；（3）数字货币的使用可能会给金融诚信带来重大风险。[1] PIIE 对疫情后中国僵尸企业问题的建议 PIIE高级研究员黄天磊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有望在2020年增长2%-3%，成为唯一一个在疫情下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国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复苏也加重了中国的僵尸企业问题，对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了威胁。为了避免进一步降低生产率，改善资源分配，中国的决策者应当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将政策重点逐渐从单纯对经济的保护转移至资源的重组与重新分配。报告首先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复苏状况。尽管中国一直谨慎避免依赖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但是BIS的数据表明，中国非金融公司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底的149％增至2020年3月底的近160％，为次贷危机以来单季最大增幅。与此同时，银行部门的资产质量也有所下降。中央银行要求所有银行允许小企业推迟偿还其贷款本金及利息（至少最迟至2021年3月底），以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银行业监管机构要求银行不再将逾期90天的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因此疫情可能会加剧中小银行不良贷款报告不足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截至2020年上半年，230万家公司倒闭，占全中国公司总数的6%，其中大多是小型私人公司，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帮扶政策也导致了僵尸企业的出现，以及本该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留在市场。在疫情期间，由于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保持稳定的就业率，保障生活质量，所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但是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政府应当着手重建经济、清理僵尸企业。对此，报告指出，后疫情的债务处理应当注重分析每个公司的具体情况：由于疫情影响而陷入财务危机的可存活公司（Viable Firms）应当在债务重组中受到帮扶，而僵尸公司则应当受到清算。同时，报告对不同的群体提出了不同的建议：（1）债权人应该考虑更多地使用债转股的方法，帮助负债但依旧可行的公司处理债务问题；（2）央行可以考虑有针对性地降低所需准备金率，支持债转股；（3）所需准备金率下调，释放出流动资金，而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这一部分流动资金，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实施债转股。[2] BIS 卡斯滕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消费主导型增长 国际清算银行总裁卡斯滕斯于金融街论坛年会发表演讲。他指出，疫情下不确定性增加，减缓了中国经济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的速度。尽管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中国是G20成员国中唯一一个经济将在今年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拉动的，私营部门的消费和其他经济活动依旧低迷。虽然疫情带来了诸多短期上的挑战，但是中国应当继续努力实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型这一长期目标，因为这一转型将会创造更多的内部经济稳定，减少外部冲击的风险，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绿色经济。卡斯滕斯对中国实现这一转型提出了两点政策建议：第一，深化金融市场。针对中国家庭储蓄水平居高不下这一问题，卡斯滕斯认为，如果居民健康和养老金支出更安全，那么居民为不确定性预留的资源将会降低，因此家庭储蓄也会降低。同时，疫情提高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未来医疗保健和生活成本的预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而更深、更多元的金融部门具备更强的韧性，可以更好地支持经济转型。卡斯滕斯认为，中国可以从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入手，主要有三点原因：（1）养老金基金提高了市场流动性，提高了交易深度，并促进了衍生产品和对冲工具的开发；（2）由于养老金基金倾向于购买债券，故养老金基金的参与可以支持债券市场的发展，提升市场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信号功能；（3）更多地利用股票市场帮助中国从资本密集型增长向无形资产密集型投资转型，更好地适应现代服务业经济。第二，中国应该抓住当前的优势，利用自己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和新技术来扩大并深化健康和养老服务，该建议有三点根据：（1）数字化提供了更便捷的健康保健服务；（2）通过使人们熟悉包括退休融资在内的长期财务计划，数字化还可以提高公民的财务知识水平；（3）从中期来看，技术创新可以加快中国的养老金改革，比如分布式账本技术可用于为单个被保险人处理来自多个来源的付款，从而实现养老金的可携带性。因此，卡斯滕斯认为，从长远来看，技术与金融业改革可以帮助中国过渡到更具弹性的服务型经济，并实现其可持续增长目标。[3] 欧央行 帕内塔：数字时代的欧元支付体系 欧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法比奥·帕内塔于10月22日发表演讲时指出，新的参与者和创新正在不断改变支付市场的模式，可能会为支付方式带来更多的选择、更高的效率和包容性。但与此同时，不受监管的转型可能导致市场更加复杂、垄断更严重、市场标准更低以及令欧洲支付市场失去自治权等问题，为消费者和金融稳定带来风险。从职责上来看，中央银行应当推动、监督数字化转型进程，保障市场的安全、高效以及包容。因此，央行应该对如下趋势作出响应：第一，欧洲消费者和公司对支付手段的偏好正在不断变化。尽管现钞依旧是人们零售付款的主要支付手段，但是现钞的功能正在不断减弱，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了无纸化支付的普及。近期的调查显示，41%的调查对象降低了对现钞的使用。针对这一趋势，欧元体系应当确保向所有人提供无成本、无风险的付款方式，其中包括持续提供现钞。第二，电子支付市场的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技术方面，向数字支付的加速转型使得支付方式更加多样化，但也意味着市场更趋向于碎片化、复杂化。尽管金融科技发展迅速，但是只有很小部分的创新支付手段可以被用于日常生活。同时，在一国国内流通的付款方式（主要指银行卡）可能无法在其他成员国中使用。在市场方面，未来可能存在着垄断以及竞争不足的问题。当下欧洲的支付方式已经主要由PayPal, Visa, Mastercard这三家垄断，而由于支付方式存在着较强的网络效应，未来这些公司可能将获得更大的市场势力。因此，欧央行应当扩大市场准入，同时支持支付服务供应的多样性。第三，对外国支付工具和技术的依赖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欧央行应当在确保创新支付手段使欧洲消费者获益的同时，继续保障欧洲的货币和金融主权。对此，欧央行的支付政策可以实施以下四个策略。第一，欧央行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现钞的持续供应。同时，欧元体系正在审慎地计划与现钞供应链相关的活动，确保现钞供应保持弹性。第二，欧元体系的零售支付体系应该通过提供尖端的支付基础设施，支持泛欧解决方案，来促进支付手段的竞争性和创新性。其中，最近启动的欧洲支付计划（European Payment Initiatives）旨在用欧盟成员国统一的卡和数字钱包代替现行的各国国内的支付安排。第三，在监管层面，欧央行将秉承“相同的业务，相同的风险，相同的要求”的准则，推行对电子支付工具、计划和安排的新监督框架（PISA）。第四，为了响应前文提到的三个趋势，欧央行将发行数字欧元。[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Tobias Adrian, Kristalina Georgieva, “A Leap Forward on Cross-Broader Payments,” https://blogs.imf.org/2020/10/19/a-leap-forward-on-cross-border-payments/ [2] Tianlei Huang, “As China Recovers from the Pandemic, Will Zombie Firms Return?,”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recovers-pandemic-will-zombie-firms-return [3]Agustín Carstens, “Financ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sumption-led Growth,” https://www.bis.org/speeches/sp201021.htm [4] Fabio Panetta, “On the Edge of a New Frontier: European Payments in the Digital Age,”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022~d66111be97.en.html

2020年前三季度杠杆率增幅为27.7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70.1%。其中，三季度杠杆率攀升3.7个百分点，相比一季度13.9个百分点和二季度7.1个百分点的攀升，增幅快速回落。三季度杠杆率增幅趋缓的主因仍在于经济的强劲复苏，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高达5.5%。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提高，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快速攀升过程基本结束。 结构上看，一季度企业部门是杠杆率上升的最重要推动力，企业债务攀升贡献达到七成；三季度企业部门对杠杆率的贡献为负，居民和政府部门成为杠杆率上升的主动力，贡献率分别为46%和65%。 房地产交易回升带动居民住房贷款提高，也部分拉动了居民经营性贷款增速上升，成为居民杠杆率攀升的主因。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高于全社会一般贷款利率，也高于个人经营性贷款利率，刺激部分住房贷款需求以个人经营贷变相进入房地产，造成一定的风险积累。居民经营性贷款与非金融企业银行贷款增速之间的缺口愈发扩大，亦当充分重视。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3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继续呈现V型反弹的格局，但在不同领域，反弹力度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金融部门货币信用的扩张快于实体经济的复苏。此轮M1上涨可能会推动经济以加速度的方式扩张到明年4季度。当前我国短端及长端利率基本回归至政策利率附近，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达到全球危机以来最高水平，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V型反弹格局的明朗化，中国金融资产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分层现象有所凸显，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债端压力明显抬升。 第二，实体部门复苏冷热不均。一产、三产反弹远快于二产，消费和出口反弹远快于投资。核心CPI处于通缩的边缘，未来一年食品价格下降和核心CPI上升可能使得CPI保持基本稳定，PPI通缩可能延续到明年2季度。企业部门中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经营情况率先恢复，企业的信贷结构长期化趋势明显。居民部门就业和收入同比反弹缓慢，短期及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大幅分化，消费复苏仍显疲软。 第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反应强度不及金融危机时期，更多是在为了复杂交织的国内外形势而储备“子弹”。财政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一直高于中央财政支出增速，财政扩张政策实际上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区域间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的不平衡问题愈发突出。疫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相对中性。文章通过测算各部门的杠杆率和偿债压力发现，在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下，企业和居民部门杠杆率阶段性上升的风险是相对可控的。 随着反弹趋势的愈发明朗，虽然今年依然存在困难，但考虑到明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和建党一百周年，因此对2021年的经济形势较为看好。不过，在美国大选结果水落石出之前，需要谨防外部环境的重大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及其决定的台海局势。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从近期一些国家的经济表现看，发达国家居民实物消费恢复较好，但就业、产能利用和服务消费恢复却仍在半途，一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新兴经济体，处在非常缓慢的复苏进程中。综合全球疫情发展和一些经济指标，主要有以下判断：一是在有效和足够的疫苗或高效治疗手段推出之前，全球新冠疫情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还会持续攀升，但其对经济的冲击力度逐渐衰减；二是在疫情持续情况下，各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仍将维持宽松，但一些国家的财政救助可能出现暂停和缩水局面；三是全球经济的恢复仍会持续，但斜率正逐步趋缓。 国内经济方面，从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来看，我国各方面需求恢复仍不平衡，表现为国内最终消费恢复明显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同时民间投资占比较高的制造业投资恢复缓慢，表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待修复；但第三季度数据显示，需求恢复逐步趋于平衡有望加快，这是投资乘数效应逐步发挥作用的正常逻辑。我们预计，如果境内疫情不发生大的反弹，中国经济在2020年第四季度将继续保持较快复苏势头，但恢复斜率较三季度趋缓，同比增速将达到5.5%左右，下半年经济增速为5.2%左右，全年有望实现2.1%的增长；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在9.5%左右。如果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对2020、2021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估计，则2021年中国GDP总量较未受疫情影响情况下收缩0.23%，已经非常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但在后疫情时期，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可持性面临一些挑战；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和杠杆率攀升，增加了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难度。 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国内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尚未完全修复，对重点群体的救助并保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力度仍需持续；防范经济累积风险的任务将更趋复杂；在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上的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居民消费能力和层次提升。着力打破居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人力资本难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增长缓慢—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锁定状态；逐步形成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持续升级—人力资本再提升的良性互动。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主要发达经济体2020年三季度出现企稳复苏迹象，疫情冲击的边际影响明显下降，国际金融市场总体表现平稳。而在政策空间愈发有限的情况下，基本面成为三季度金融市场变化的主导因素。发达国家收益率水平仍处于历史低位，且斜率十分扁平。中国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强于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常规操作，由于短期利率上升的速度更快，收益率斜率出现下降。部分新兴经济体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疫情对经济边际影响在减弱。由于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高通胀原因，制约货币当局进一步降息，土耳其由于汇率冲击甚至出现加息情况，新兴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曲线水平总体上行。 三季度末出现做空美元与做空美债强烈预期的高度重叠，这种重叠本身就是一种背离，预期美国利率上升又出现美元贬值，这除非发生在非美发达经济体出现更为强劲的增长时。只有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通胀预期明显上升或者是财政大规模发债而美联储不配合购买时，美国利率才会持续大幅上升。虽然目前没有大幅升息的基础，但当前收益率定价明显滞后于复苏，利率水平的提升将对现有金融市场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当下美国复苏势头明显强于欧洲和日本，且再次扩大QE和实施负利率政策均无迹象，看跌美元的预期极可能接下来出现反转。 自2015年以来，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比例持续下降，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比例更是呈现断崖式下降。输入美国的净储蓄随着全球贸易更趋于平衡而不断减少，美国国债收益率趋势性下行推升风险偏好，离岸美元市场流动性紧张，以及无限制量化宽松损害美国的主权信用，这些都导致全球对美国国债需求下降的原因。而这一局面又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平衡更依靠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美联储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且令美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美国住宅市场受疫情冲击后迅速恢复，并创下次贷危机以来的新高。低利率与疫情催生的生活空间改善需求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复苏的重要动力。随着利率逐步走高，住宅市场仍能维持强势，则意味着美国住宅市场可能将重启一轮周期。 三季度美元指数先降后稳，整个季度下跌4.24%左右，欧元、日元相应升值，新兴经济体汇率分化。三季度中美利差再创新高，接近250BP，人民币明显走强。汇率走势与复苏格局高度相关，但预计中美利差接下来仍将维持在相对高位，即使四季度美元指数出现反弹，也难以改变人民币相对强势的地位。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一、监管动态 （一）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招联消费金融公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报》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招联消费金融公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指出，招联消费金融公司存在夸大及误导宣传、未向客户提供实质性服务而不当收取费用、对合作商管控不力、催收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权益。 《通报》指出，招联消费金融公司营销宣传存在夸大、误导情况。在相关宣传页面、营销话术中，未明确说明展示利率为日利率、月利率还是年利率，“超低利率”“0门槛申请”“全民都可借”“随借随还”“想还款可以提前还款”等宣传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招联消费金融公司未向客户提供实质性服务而不当收取费用。2018年以来，该公司与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开展联合贷款业务，向借款人收取贷款本金1.5%的平台服务费，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共收取相关费用7943.23万元，但未向联合贷客户提供有别于单独放贷客户的额外实质性服务。 招联消费金融公司对合作第三方商户的管控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管控不到位。一是准入审核不严格，未深入分析合作公司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行业特点、产品和市场占有情况等。二是合作规模控制不严。2016年12月至2019年8月，该公司对上海某公司的分期业务合作规模限额为3000万元，但2019年8月末的实际规模为6000万元。2019年9月27日，该公司在每日预警报告中给合作公司设置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但第二日便将合作公司的分期业务合作规模限额从3000万元上调到7440万元。三是对风险事件预警分级不审慎。该公司在前述上海某公司状况未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调低预警级别。 招联消费金融公司催收管理不到位。一是存在不当催收行为。如对已明确还款日期的逾期客户胡某，仍继续进行电话催收，对客户造成骚扰；向客户刘某工作单位拨打电话，告知其同事关于刘某的逾期信息。二是对委外催收机构考核不严。未严格执行委外催收机构品质考核制度，考核时存在未对催收公司不当行为扣分的情况。 《通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引起警示，严格按照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以及“融资收费新规”（银保监发〔2020〕18号），在营销宣传、收费管理、第三方管控、催收管理等方面开展对照检视，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自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有关指导意见以来，我国各监管机关便在各个领域进一步深入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其中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最为典型。消费金融公司是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的是最为典型的消费金融业务。本案直接体现了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两大核心关注点，一是对金融机构对外营业行为的规范要求，二是对金融机构自身合规经营的内控要求。 对外角度而言，本案的招联消费金融公司存在夸大营销、误导陈述与不合理收费等违法情形，直接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而其从事的违规催收行为性质更为严重，直接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固有权益，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应当严惩。夸大与误导营销、不合理收费是金融机构对外营业过程中较为典型的违法行为。其中，夸大与误导营销是指通过掩盖部分事实、虚构部分事实等方式让金融消费者获得错误或误导性信息，令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质量产生错误认知而购买，进而实现增加销售收入的营销方式。而不合理收费，则是指金融机构通过巧立名目，设立各种不必要收费项目或隐形收费等方式，在不提供真实服务的情况下获取收益。招联消费公司的这类行为具备较强的典型性，值得行业内的其他公司引以为戒。 对内角度而言，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的金融监管重点，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同样如此。只有实现金融机构的规范经营，降低金融机构的内控风险，确保不发生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等情形，才能稳住金融系统的大盘，从宏观层面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基础支持。例如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率要求、损失准备制度、风险识别与管理体系建设等。本案的招联消费金融公司没有对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与管理工作，肆意与不符合要求的客户扩大合作规模，放任风险敞口的存在与扩大，是典型的不合规经营行为，应当予以惩治。  （二）银登中心发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业务规则（试行）》 为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管理，促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规范发展，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99号，以下简称《通知》），制定本规则。在中国境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适用本规则。 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以下简称证券化登记）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监管要求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前和存续期内对基础资产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信息登记的行为，包括初始登记和存续期变更登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依法对证券化登记实施指导和监督。 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按照《通知》和银保监会有关要求，制定和完善证券化登记业务规则、数据标准及数据接口规范，组织开展证券化登记业务，履行日常统计报告和风险监测职责，保障系统稳定连续运行，为银保监会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提供支持。 （银登中心官网） 点评 信贷资产证券化登记制度的全面铺开，是对金融公开、信息披露等内在要求的具体体现。规范登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设立的公示效应，该公示具备法律效力。在过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立与生效时间不明，产品结构设计、利率设置等事项的公布也存在迟延。而通过公示登记，则可以一次性确定证券化产品的设立时间、产品结构与有关内容，将有关设立信息公之于众。 第二，加强了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的要求。除了发行前的设立登记之外，该《规则》还要求持续性信息登记，这是对证券化产品及时信息披露的巨大提升。 第三，有利于投资者即时了解证券化产品的运作情况，让投资者及时了解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情况、资金与利率状况、利润分配情况与潜在的风险。投资者可以及时作出投资判断，包括要求提前兑付、启动准备金甚至提起诉讼。 第四，有利于监管机构对产品运营开展实时监管，随时根据证券化产品的运作情况调整监管措施，例如及时要求相关主体开展增信措施、回购措施、流动性保障措施等，确保证券化产品的稳定运作。在发生资金链断裂等情形时，监管机构也能够迅速掌握有关情况，立即介入，平息风险。 （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同时以附件形式印发了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主要内容如下。 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及监管机制；开展土地二级市场预告登记转让制度试点；开展特殊工时管理改革试点；支持在资本市场建设上先行先试；推出深市股指期货；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试点；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优化创业投资企业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依法依规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探索完善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市场化定价和交易机制；分类分步放开通信行业；推进大数据平台及相关机制建设；深化国资国企综合改革。 二、营商环境方面：创新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管理制度；开展破产制度改革试点；开展新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试点；创新编制管理方式；支持深圳开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支持深圳开展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支持深圳用好用足经济特区立法权。 三、科技创新体制方面：探索完善大科学计划管理机制；优化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机制；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外籍人才签证便利化；探索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便利和紧缺人才职业清单制度；实施高度便利化的境外专业人才执业制度。 四、对外开放方面：完善涉外商事纠纷诉讼管辖制度；完善国际法律服务和协作机制；开展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先行先试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扩大港口、航运业务对外开放；深化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改革；赋予国际航行船舶保税加油许可权。 五、公共服务体制方面：放宽国际新药准入；探索完善医疗服务跨境衔接机制；扩大企业博士后站办学自主权。 六、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优化生态环境管理机制；探索优化建设项目用地用林用海审批机制；开展航空资源结构化改革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官网） 点评 深圳一直以来便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更是新时期改革进入深水期后的先锋队与创新中心。本次印发的《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从市场改革的各个层面、角度出发，内容涵盖面广，系统指明了深圳在未来五年的改革方向，也为全国进一步探索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未来的模板。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引下，深圳将继续扮演全面优化社会各领域的不足并开拓创新的改革试点弄潮儿，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趋势。  二、观点聚焦 （一）陈元：双循环催生金融服务新需求，维护金融业供应链安全稳定刻不容缓 近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也在第二届成方金融科技论坛上系统论述了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影响。 陈元在演讲中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新兴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加速发展，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他从四方面阐释了这些新变化。 第一，双循环催生金融服务新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步收缩，稳经济、保民生的任务更加艰巨。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发展格局依赖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需要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呼唤更加高效、安全、普惠、精准的金融服务。 第二，数字经济拓展金融发展新空间。近年来数字技术潜能全面迸发，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并广泛渗透到其他领域，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以数字为杠杆，我国金融业正进行深层次变革。“上云用数赋智”已成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的“必选项”，有助于推动架构转型更快、服务渠道更优、产品体验更好，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与满意度，让金融发展韧性更好、动力更足。 第三，双向开放孕育金融科技新机遇。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金融开放逐步进入“双向快车道”，这给我国金融业在外汇交易、跨境结算、数字合作等领域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助于积聚新的增长动力。例如，针对当前跨境支付服务质量与效率有待提升的问题，金融业可以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加快构建多币种、自主可控的国际支付清算服务新渠道，更好满足全球各主要时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业务等支付清算需求，提升我国金融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四，供应链重塑带来金融安全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类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逐步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此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变得至关重要，“卡脖子”技术问题更加凸显。因此，维护金融业供应链安全稳定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言意义重大。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二）易纲：取消数据采集过程中的霸王条款，明确银行与非银行业务边界 近年来，大数据在金融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和应用，央行行长易纲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平行论坛四：金融科技与创新暨第二届成方金融科技论坛”上就此现象表示，金融领域随之出现了三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相应地，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应对。 易纲指出，在以“A（人工智能）B（大数据）C（云计算云存储）D（分布式记账或区块链）E（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技术中，最重要的是大数据。大数据是所有这些科技的支点，也是金融服务的基础。 而随着大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易纲认为，有三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值得关注。第一，传统金融向数字金融的转化；第二，在企业和居民方面，存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第三，金融科技大大提高了金融可得性，提高普惠金融的便利性，但同时也造成了数据鸿沟。就上述问题，易纲从四方面给出应对思路： 第一，建立清晰的法律框架。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该透明的一定要透明，该保护的一定要保护，取消数据采集过程中的霸王条款，规范集团内部为了商业目的使用个人信息和企业信息的行为，严防隐私和商业秘密被滥用。 第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明确哪些金融服务是需要采取牌照管理的，有效管理金融控股公司，明确银行与非银行的业务边界，对于相同的金融业务采取相同的金融监管措施等。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 第四，有必要保留传统的、有效的金融交易渠道和服务方式。如小额支付不能拒收现金。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三）彭文生：双循环与汇率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彭文生认为汇率变化既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结果，也反过来影响内外资源的配置。在最新撰文中，他就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双循环新格局给出五方面解读： 一、双循环的最新态势是什么？ 后疫情时期，中国出口超预期，美国消费超预期；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对中美两个经济体来讲，国际循环的重要性不是下降而是增加了。 疫情对制造业影响比较小，中国的出口可以说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这个特殊时期对全球经济社会的贡献，是双赢的局面。决定这样的双循环格局能否持续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汇率。 二、美元弱势能走多远？ 未来的美元汇率，一看美国财政的扩张力度，二看美联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持续。如果财政扩张继续伴随赤字货币化，那么美元贬值压力继续；如果没有伴随赤字货币化，美元利率上升，则可能有升值压力。 三、贸易顺差能否持续？ 关键要看疫情演变。如果疫情消退，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贸易顺差大概率将下降。如果疫情控制的分化继续，中国控制疫情更有效，生产活动恢复相对较充分，中国的贸易顺差将继续支持人民币汇率。 四、中美利差隐含的套利空间有多大？ 对一般投资者来讲，中美利差目前已经没有什么无风险套利空间了。但目前中美之间的高利差意味着未来全球央行和主权投资基金还会继续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带来的资金流入是自主的，对人民币汇率有支持作用。总体来讲，在目前已经高位的基础上，中美利差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 五、汇率升值如何影响经济？ 汇率升值对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宏观经济，一是贸易渠道，二是金融渠道。综合来看，因为汇率在贸易渠道的副作用有限，在金融渠道有利房地产并促进信用扩张，在疫情没有得到根本有效控制或者消退之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有限，甚至可能是有利的。 但疫情消退后，其他国家的生产恢复正常，高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就会体现出来，房地产的进一步扩张和相关债务也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汇率升值不利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利。 特别地，想要避免汇率超调，在宏观政策层面，一个理想的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这样的政策组合不仅有利于避免人民币汇率超调，从更广层面看也是后疫情时期促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理想政策组合。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