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7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经济全球化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指出：我们“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正值大洋彼岸的新任总统以筑高墙、禁穆令、高边境税等等“新政”向世界传递出逆全球化的不安信息之时，习主席的讲话无疑给世界带来了推进全球化的正能量。这段话再次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经过数百年潮起潮落，如今，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中流砥柱；而中国用来引领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利器，便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既然事关全球化，对于一带一路的探讨就必须具有历史感。本文将考察经济全球化的发轫及其曲折的发展进程，分析其扑朔迷离的现状，然后，基于三年的实践，概括一带一路对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意义，彰显其蕴含的新理念。

我们主张环绕金融的基本功能来重新审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命题。本文认为，所谓“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根本的要求，就是有效发挥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所谓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则要求的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因此，进一步理顺利率、汇率和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等媒介资源配置的市场基准、建立稳定的筹集长期资金和权益类资本的机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建立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以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根本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面临多变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且已暴露出多起风险事件。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抑制资产泡沫和“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下，金融业的杠杆问题开始为各方所关注，并成为宏观调控着力的重点。与实体经济不同，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高杠杆的行业，也正是利用这种高杠杆的特征来集聚社会资金，并将其引导至效率最高的领域，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高杠杆也必然意味着高风险，当杠杆率超过一定水平时，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随之上升，危机爆发的概率会明显增加。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金融业有必要将杠杆控制在合理水平，以取得风险与效率的平衡。

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渐现，资产管理行业的跨界经营也日益凸显。而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又加速了资产管理行业的整合，资产管理行业迈入“大资管”时代。近年来，包括智能投顾（Robo-Advisor）、FICC（Fixed Income Currencies & Commodities）和网络理财等新型资管产品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这些新型资管产品在整合行业优势、惠及普罗大众的同时，也对现有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面临多变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且已暴露出多起风险事件。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前，金融改革与创新不断推进，社会公众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现代金融活动之中，这在促使金融更加体现出经济社会肌体“血液”功能的同时，也使风险与“陷阱”无处不在，由此我们更需要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水平的增速位于全球前列，带动了消费增长，提高了居民部门的福利水平。但年均工资实际增速依然慢于GDP增速，导致国民可支配收入中居民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进而抑制了消费份额在GDP中的比重。从工资的区域、行业和企业属性看，工资的差异化程度拉大，体现了劳动生产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工资差异化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不同性别间工资的差异并不合理。为了使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未来需要采取措施，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度提高国民工资水平，同时抑制工资差异化中的不合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