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行“原油宝”事件处罚落定 重罚5050万元 备受市场关注的中国银行“原油宝”事件处理结果落定。12月5日，银保监会官网公布针对中国银行“原油宝”事件的处罚通报。银保监会表示，近期就中国银行“原油宝”产品风险事件依法开展调查工作，对所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通报指出，中行“原油宝”产品风险事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产品管理不规范、风险管理不审慎、内控管理不健全以及销售管理不合规。对此，银保监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中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合计罚款5050万元；对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两任总经理均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0万元，对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相关副总经理及资深交易员等两人均给予警告并处罚款40万元。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不断波动，此后甚至一度收于负值。由于中行交易产品“原油宝”在4月20日晚10时中止交易，这就使得还未及时移仓的中行“原油宝”客户，不仅赔光本金，还倒欠银行不少钱，此事一度引发市场热议。（证券时报） 二、华晨债券违约风波未了 退休原董事长被调查 自10月23日，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团”)旗下债券实质性违约后，事件持续发酵，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集团重整申请，标志着这家车企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12月4日，围绕华晨集团，事件又有了新进展。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一提的是，华晨集团原董事长祁玉民在2019年3月已经因为年龄原因退休，此番却在债券违约背景下遭遇调查。业内人士分析，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华晨集团违约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亦不是一朝一夕，由于华晨集团没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弱，过度依赖华晨宝马，自身营业收入下降、短期债务比例高和融资环境恶化等导致违约。（券商中国） 三、仁东控股惨遭8跌停 人均亏165万元 12月4日，仁东控股一字跌停。截至收盘，股价报25.9元/股，换手率为0.05%，封单183.8万手，这已经是仁东控股连续第8个跌停。10个交易日前，仁东控股还是今年的“大牛股”，股价创历史新高，当日最高市值超360亿元。今年开盘以来至11月20日，仁东控股累计涨幅高达278.73%，市值翻了近3倍。11月20日是仁东控股股价走势的分水岭，前期走得有多漂亮，随后就跌得有多惨。从11月20日创下的新高至今，仁东控股已经连收8个跌停，股价下跌近60%，其中连续7个一字跌停。按照公司三季报公布的股东数量1.31万人来看，短短10个交易日，人均亏损就高达165万元。相关业内人士分析称：“仁东控股庄股特征明显，此前的一波涨幅中很少有涨停，换手率维持在1%左右，股价是45度角攀升，控盘特征明显。在猛跌之前，虽然涨了近三倍，但从来没有上过龙虎榜。”如今的仁东控股市值仅为145亿元，10个交易日跌去超200亿市值。（中国证券报） 四、长租公寓暴雷 微众银行调整租金贷处置方案 长租公寓品牌蛋壳的“爆雷”也牵连到与之绑定“租金贷”的微众银行。继12月2日晚，微众银行公告将给予蛋壳租户剩余贷款本金将免息延期至2023年12月31日，12月4日中午，微众银行给出了最新的解决方案。根据最新公告显示，蛋壳租金贷客户退租后，与微众银行签署协议，将退租后蛋壳公寓所欠客户的预付租金，用于抵偿客户在微众银行的贷款，然后微众银行结清该笔贷款。这意味着租客承担的债务将转移给蛋壳公寓偿付。而在此前，已有专家建议以转移债务的方式解决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事应当由蛋壳公寓和微众银行共同协商解决债务问题，租客的债务关系应转移至长租公寓。蔡真指出，微众银行和蛋壳公寓之间有协议，如果租客半途退租，蛋壳公寓承诺会把剩余租金退给微众银行，帮助租客解除债务关系。“这相当于蛋壳在这里面提供了担保，如果租客退租了，微众银行仍然可以收到剩余的分期款项。”（证券时报网） 五、法国警告仍然存在英国无协议“脱欧”风险 不接受英欧“恶劣协议” 法国官方当地时间4日表示，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仍然存在，并强调如果欧盟与英国之间达成的是“恶劣协议”，法国不会接受。法国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博纳当天警告，欧盟和英国仍然有可能无法达成相关协议；如果欧英双方不能达成很好的协议，法国将对协议予以否决。博纳表示，他想就欧英谈判的相关议题告诉法国的渔民、生产者和广大民众，法方不会接受“恶劣协议”。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法国将对协议草案文本自行展开评估工作。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并进入过渡期后，英欧双方就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前谈判仍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4日晚表示，在经过长达一周的紧张谈判之后，他与英国“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弗罗斯特仍不能就有关问题弥合分歧，谈判不得不暂停。（中国新闻网）

IMF G20监测报告 IMF发布《G20监测报告》。首先，报告表示当前经济恢复仍然缓慢。在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情况下经济逐渐恢复，但是恢复速度较慢且波动较强。IMF《世界经济展望（10月）》认为，2020年全球增长水平将达到-4.4%。同时，2020年各经济体收入受到的冲击存在差异：截至2021年末，以疫情前的水平为标准，不包含中国的G20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承受超过8%的产出损失，而G20发达经济体的损失则在4.5%左右。大部分经济体的总体通货膨胀率依旧低迷。在各大央行干预措施的支持下，全球金融状况有所缓和，主权和企业债券收益率已从危机初期的高点回落，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也随着投资组合的资金回流而出现回升，但资本持续波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融资条件依旧困难。尽管金融市场企稳，但是经济依旧低迷。这一现象反应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脱节，也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共支持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乐观情绪。然而，由于银行的资本遭到侵蚀，非银行金融机构先前存在的脆弱性加剧，因此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增加，非金融公司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容易失去信贷的机会。 其次，报告认为疫情还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下降。疫情中，中低技能劳动力受到的冲击最大。教育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会扩大这一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不平等问题。同时，疫情给全球生产力带来了压力，经济转型、长期的学校停课以及发展中国家稀缺的卫生资源都将持续给人力资源带来压力，企业的破产也会压低生产力。全球债务水平处于历史新高，这将挤压未来的借款及投资空间。 面对这些问题，报告从三方面提出了建议。第一，应该尽快解决卫生危机。决策者应该通过提倡社交距离、推行隔离等，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各国当局还应该在治疗、疫苗的研发、采购以及分配上进行合作。第二，应当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尽量减少遗留问题。应当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遭遇金融状况突然收紧，在有政策空间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并配合以其他金融政策，以维持流动性的稳定。如果当局使用非传统货币政策，则应明确传达政策目标，并论证工具的使用与稳定价格这一目标的一致性。对于许多经济体来说，继续获得双边央行互换额度有助于保持流动性和金融稳定。但如果一国面临通胀压力时，则应该考虑逐步停止货币政策支持。决策者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工具包，为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在完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决策者还应当对弱势群体进行持续的支持，帮助弱势群体适应未来的经济转型，防止失业率上升。考虑到为疫情后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当局应当支持对数字经济的投资，并实施市场改革，鼓励新企业的加入，推动创新及投资。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决策者应该联合投资基础设施，推动经济恢复，实现气候目标。其中，各国联合投资非常重要，这将产生极大的协同效应。第三，决策者应当充分利用现在的机会，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针对疫情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决策者应该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更便捷的育儿服务，加强高等教育资源，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并通过鼓励研发金融工具、低成本服务的方法，增强金融普惠性。同时，决策者还应该借疫情经济低迷的机会，鼓励绿色经济转型，如推行碳定价等。[1] BIS 专题报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动、汇率及政策框架 BIS在亚洲咨询理事会的指导下，成立了“新兴亚洲的资本流动、汇率和政策框架”工作组，并基于工作组成员的意见，发布了相关报告，对资本流动、汇率和政策框架分别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资本流动的最重要驱动力是充足的全球流动性，其次是资金输入国更好的增长前景，对于部分国家而言是资本账户自由化。汇率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影响经济金融形势：贸易竞争力、对通货膨胀的传导作用以及金融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渠道和通货膨胀的传递这两个渠道的影响力减弱，而金融渠道的重要性却在增加。不同渠道的重要性取决于不同情况：在正常时期，并没有哪个单一渠道占据主导地位，而金融渠道在动荡时期则占主导地位。影响金融状况的外部因素包括：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决策、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美元的走势。对汇率及资产流动的政策响应通常是基于对外汇流动性的密切监测作出的，其监测范围包括汇率变化的速度以及资本流动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其中，所有工作组成员都表示会在外汇市场波动过大的时候，进行外汇干预，维持外部稳定。同时，政策响应越来越依靠宏观审慎方法来实现国内金融稳定目标。在政策框架方面，大多数工作组成员国的理念接近丁伯根法则，报告认为，一个工具应该实现一个目标，但在实践中，一些工具可能会影响多个目标。此外，以互补的方式使用各种工具的组合可以加强政策的效力，也有助于减轻政策的一些不必要的副作用。报告认为，疫情是对现在政策框架的压力测试。亚洲各央行不仅使用了所有的常规政策工具，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工具箱，来保证本国货币和美元的充足流动性。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之间的恶性循环，央行还进行了资产购买，向关键部门提供贷款，以及放松监管要求。其中，央行与政府合作在此次疫情中显得格外重要。各成员国央行普遍认为，其应对措施对近期的金融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前所未有的措施或许会对未来的经济产生潜在风险。[2] 欧央行 帕内塔：从支付革命到货币重塑 欧央行执委法比奥·帕内塔发表演讲。首先，他简要概括了现在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对支付带来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人们对便捷及安全的要求。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生活的兴起，人们对时效性和支付与数字服务无缝衔接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同时，人们也更加关心隐私及互联网安全问题。目前的支付方式没有能完全满足这些特点的，于是创新的支付方式显得更加重要。但另一方面，现在欧洲的支付系统，尤其是部分领域，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外国供应商，欧央行不应当放任这种集中的趋势，否则市场的竞争机制会遭到破坏，从而限制了欧洲消费者的选择。 其次，他分析了大型科技企业兴起在支付方面的利与弊。这些企业凭借着庞大的顾客群体、实时数据以及对商务与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的掌控力，前所未有地使用了以数据驱动的模型。凭借着这些优势，它们在金融方面与全球影响上都可以研发新的支付方式、扩大境内及跨境交易，甚至是提供借款等服务。然而，如果管理不得当，这些企业会对经济及社会带来风险，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一方面，这些大型企业的兴起可能会提高个人数据泄露的风险，且可能会使欧洲的支付系统更依赖外部提供的技术和服务，使欧洲支付系统更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还可能在境内、跨境大量发行稳定币，这将对消费者保护及金融稳定性带来风险。稳定币供应商并未受到严格监管，这就使得稳定币的持有者有可能承受更高的信用、市场及流动性风险，这也导致稳定币本身的挤兑风险更高。稳定币供应商可以通过在央行留存准备来缓解这一风险，但是这一方法会导致稳定币在支付方面取代主权货币。而欧央行的职责之一是保证主权货币的有效性，因此，当前欧央行在增加欧洲支付系统效率的基础上，更应该重新思考主权货币的作用与本质。 最后，欧央行作出了两点政策响应。第一，强化欧洲的零售支付系统。欧央行推出了泛欧倡议（Pan-European Initiatives），来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广泛接受的支付方法。欧央行支持非银行供应商使用银行账户来扩大供应商的服务范围，并尝试优化欧洲的数字身份及数字签名体系。为了使零售支付系统可以达到完全的实时付款，欧央行还推出了欧元系统的即时结算服务（Target Instant Payment Service）。该服务预计将于2021年年末向所有欧洲实时支付供应商及基础设施开放。第二，欧央行调整了监管框架，使其更好地适应快速的金融及技术改革。其中，欧央行重新讨论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手段的监管法规，引进了PISA框架。该框架将监管范围扩大到了包括稳定币在内的数字支票以及向最终用户提供电子支付服务的安排（payment arrangements providing functionalities to end users of electronic payment instruments）。同时，欧央行还准备推出数字欧元，希望兼具数字支付手段的效率与央行的安全性。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欧元仅作为支付手段，而非投资形式。因此，欧央行会限制个人持有数字欧元的金额。数字欧元还可能加强欧央行其他政策的效果，例如，推动电子数据、电子身份、电子签名等数字化的信息交换。欧央行计划在四方面进行数字欧元的准备性试验：（1）测试数字欧元与当前银行清算系统的可兼容性；（2）探究去中心化技术的内在联系；（3）研究电子身份在支付类区块链中使用；（4）评估硬件设备，也确保脱机交易和隐私保护的安全。[3] 施耐贝尔：欧洲货币市场的变迁——从次贷危机到新冠疫情 欧央行执委伊莎贝尔·施耐贝尔女士发表演讲，指出了欧洲货币市场主要的三个趋势，并分析了其原因。第一，交易逐渐从无担保交易转换至抵押品交易。这一趋势从次贷危机后开始显现，主要由金融市场压力增加以及无担保交易中较大的交易对手风险所导致。第二，货币市场中的交易对手类型发生了变化。其中，更多的交易是由中央交易对手结算（Clear）。同时，由于央行流动性充足，使得银行之间进行交易的动机更小，进而导致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交易额逐渐增加。这两点趋势使疫情中的货币市场的韧性更好。第三，央行的政策和规定的变化也对货币市场利率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货币市场利率锚点（anchoring）的改变。在2008年前，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固定在欧央行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上。由于央行开始使用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方法，因此短期货币市场利率逐渐接近存款便利利率。2015年后，因为安全抵押资产稀缺，回购利率开始低于存款便利利率。其中，主要有两点因素导致了安全抵押资产的稀缺：（1）央行进行资产购买，并改革了监管制度，要求银行增加对安全和流动性债券的持有量；（2）银行及非银行之间存在市场分割，欧元回购利率低于存款便利利率。 其次，施耐贝尔运用成交量加权跨部门隔夜利率离散指数（volume-weighted cross-sectional dispersion of money market overnight rates），对影响货币市场变化的原因从货币政策传导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在摩擦相对较低的市场中，离散指数很低；离散指数升高，则意味着不同部门的货币市场利率不同步，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中存在损耗。第一，金融压力指数与分散指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2015年前，金融压力指数和离散指数具有较强的同步性，而今年春天，金融压力指数急速上升的同时，离散指数却维持在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货币市场已经实现了从无担保交易到抵押交易的结构性转变，同时疫情前央行的高流动性投放也是重要原因。第二，央行的流动性储备也广泛地影响了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利率和融资条件的传导。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流动性与分散指数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2015年前，流动性过剩会降低离散指数；2015年后，在流动性充裕和过剩的条件下，离散指数依旧会上升，其主要原因就是由高品质抵押物稀缺所导致的。第三，由于银行在货币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对其监管的变化也会影响市场的运作。《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了影响，进而影响货币市场。 基于这些分析，施耐贝尔指出了三点未来发展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1）在现在央行持续进行资产购买的情况下，担保市场中抵押物的可获取性格外重要；（2）较高的冗余资金可能会进一步减弱部分市场的现金交易动力，从而给设定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带来挑战；（3）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IMF, “G-20 Surveillance Note,”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g20/111920.htm [2] “Capital Flows, Exchange Rates and Policy Framework in Emerging Asia,” https://www.bis.org/publ/othp34.htm [3] Fabio Panetta, “From the Payments Revolution to the Reinvention of Money,”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127~a781c4e0fc.en.html [4] Isabel Schnabel, “Shifting Tides in Euro Area Money Market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0/html/ecb.sp201123~8d9573b1b1.en.html

一、专题研究：金融市场风险与应对——课题汇报发言整理 作者：郑联盛 （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金融监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从整体来看，整个系统性风险可以分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我们从开题的时候一直延续这两个维度的研究思路。比如说在时间这个维度，顺周期效应及其相关的流动性风险，一直是中国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挑战。第二，从空间的维度，主要是不同的市场，不同的部门，甚至是不同国家之间可能产生的风险，比如说基础设施，重要的金融市场，比如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些是影子银行，包括现在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可能都会在整个研究框架当中做一些相关的分析。 从我们系统性风险来源来看，现在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风险来源： 第一，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金融这个风险是经济风险必然的反映，经济周期下行过程中有很多金融风险有应运而生，最重要的就是银行部门的信用风险，包括我们国有企业的债务风险，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包括房地产部门潜在的风险。 第二，整个金融体系自身产生的风险。金融部门有风险的内生性，比如金融部门杠杆率的提升就会导致相关流动性的风险，包括影子银行等等。 第三，外部的冲击，比如刚才两位领导致辞的时候都提到中美的问题，使中国更多面临外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美国等因素跟中国因素相互交织，形成内外互动，内外反馈的风险，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看两个维度的风险基本的判断。刚才张凡副所长提到中国不存在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过去随着我们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系统性风险的威胁也大大降低，我们金融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从未来防范和进一步稳定金融体系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有八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刚才三个根源里面的风险，这些都值得重点关注，比如在时间维度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高杠杆引起的流动性的风险。 我们来系统梳理一下各个经济部门潜在的风险。从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 和外汇，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银行业风险。中国与日本一样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所以银行部门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风险。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银行业有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大的银行，包括整个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相当比较高，拨备状况比较良好。但是确实随着经济的下行，我们资产质量有所降低，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小幅的国内讲“双升”的状况，随着经济进一步下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有可能进一步上升。从银行应对风险的角度上说，我们可以看到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就是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的息差在缩小，银行的盈利能力，盈利水平在下降。同时，会影响以盈利为支撑的资本内部补充的机制，这是我们银行面临的一个困境。从目前风险管理来看，流动性指标非常不错，影子银行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银行整体来说风险水平不是特别好。我们也面临着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从类别的角度来看，中小银行一些流动性的风险比较大，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比较大，部分的中小银行组织体系复杂化，导致了更多的风险问题。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比如包商银行的问题，是中小银行风险的一个代表， 这是我们银行业的风险。 第二是证券业风险。中国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相对比较弱，所以相对银行业来说，我们证券行业是一个小弟弟，规模比较小，证券行业2016年之后还是整体稳健的发展。虽然我们股票市场规模较小，但是债券市场发展很快，这是证券行业取得的重要进步。在2019年9月份，中国债券市场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债券市场，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信用债、利率债为支撑的两个市场，发展得特别迅猛。证券市场规模比较小，6月份之后我们政策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但是也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一些上市公司存在着股票、股权质押的问题，我们现在也有民营部门的公司债券违约比较多的问题，甚至开始出现个别的国有企业债券违约的问题。还有是私募基金运作相对比较不规范，存在一些对投资者，对消费者保护不够的问题，这是我们证券行业的风险。特别是民营企业债券违约的增加，对于整个市场的信用利差的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讲打破刚性兑付，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了，好几年了，对于我们未来债券市场的优化，特别是定价功能，风险的识别功能，是有帮助的。但确实也会给民营企业，给信用比较差的企业带来比较大的融资约束，融资更加困难。 第三，保险业风险。保险行业规模跟证券行业差不多，跟银行比起来还非常小。中国的保险行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所以保费的增长非常迅速，保险的密度不断提升，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迎来了历史新的机遇。保险行业在过去几年里，监管政策，监管举措，工具，都不断完善，特别是偿二代的实施，使得保险行业整个偿付能力非常充分，整体比较稳定。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不管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还是再保险，偿付能力都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杠杆率保持相对稳定，所以保险行业整体来说也是没有系统性风险的。但是现在的保险行业出现一 些新的问题，给我们金融风险，金融稳定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网络互助的业务规模特别大，像蚂蚁的相互宝，水滴筹，两个加起来有接近2亿客户，投资者保护压力非常巨大。还有整个网络安全的问题，保险行业资金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的问题，管理保险逆差的问题，中国人喜欢去香港买保险，但是香港的同志，国外的同志，并没有到境内来买保险，使得我们保险逆差比较大，这是保险结构性问题。 第四，房地产部门风险。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给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房地产部门本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部门，极大改善了我们居住的条件，可以看到不管是城市的人均面积，还是农村的人均面积都改善得非常大。同时，也是我们固定资产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相对银行、证券、保险这三个行业，我们课题组认为房地产部门的风险是比较重大的一个风险，体现在哪里？第一个是居民杠杆率在快速提升，将会销蚀储蓄，使得宏观经济储蓄投资转换机制面临重要约束。第二个是房地产偿付压力大大提升，房地产企业净负债率在快速上升，对房地产企业的财务风险，给房地产企业相关的银行部门的风险带来很大挑战，房地产部门的负债就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第三个是房地产房价的下跌，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冲击地方的财政，冲击金融稳定的问题，所以它是具有系统重 要性的一个部门。房地产部门的前项推动和后项拉动效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国民经济里面影响最大的一个部门，如果我们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更多，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是实质性的。现在我们习近平主席讲房地产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主要就是强调房地产必需品的功能，进一步弱化投资品的功能，使得房地产市场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不至于对经济增长，对地方的财政，特别是土地的收入，对我们的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破坏性的影响，所以房地产部门是未来几年最值得警惕的风险部门。 第五，外汇市场风险。政策应对过程中，特别是 2015年以来接近五年的政策应对，我们觉得政策还是非常好的，外汇储备稳定于3亿美元，特别是今年汇率破了7之后，我们整个外汇市场的预期非常稳定，我们的资本流出也非常少，没有出现逆转性的资本逃逸的情况，所以外汇市场的平稳性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外汇市场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中美贸易摩擦是否实质性的解决，我们现在取得第一阶段的成果，但是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还会有新的不确定性，这是我们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市场稳定面临的重要外部冲击。从汇率市场稳定性这个角度来说，它最核心的决定力量就是国际收支，未来我们经常项目，就是贸易项下能否保持顺差，这是未来汇率市场稳定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挑战。另外，现在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非常大，比如国外有很多负利率政策，投资德国的国债，利率就是负的，对投资经理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外汇储备的保持增值，也是外汇市场一个重要的挑战。最担心的是什么？怕外汇市场这些风险，就是外部风险跟境内国内风险引起共振，相互反馈，导致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就是担心触发机制的问题。 课题组做的终期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以及政策的应对，从时间的维度来上，有流动性风险，从空间维度有债务的问题，有地产泡沫的问题，有影子银行的问题。整体来说，我们现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威胁，经过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控，系统性风险的应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我们从各个行业，各个环节上来说，还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风险，所以就跟刚才张凡副所长提到的一样，风险防控是永恒的主题。未来在金融市场改革，市场开放，金融监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进一步的努力，把金融风险防范，把金融改革和服务实体经济有效的结合起来，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的防范金融风险。（来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承办的 “金融市场风险与应对”课题汇报）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