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诸多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相继推出私人信托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简称“PTC”）服务，旨在利用信托制度优势的同时兼顾高净值客户的灵活性安排诉求，京东的Max Smart Limited（简称“MSL”）便是适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激发了国内高净值客户成立PTC的热情，鉴于此，我们以英属维尔京群岛（简称“BVI”）为例，在简述PTC设立、运作及其优劣等基础上给出高净值客户拟成立PTC的启示建议。

无论是800年债务变动的大历史，还是1970年以来的四次全球债务浪潮，高债务过后往往都伴随着危机或衰退。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也经历着明显的周期现象，2008-2016年共上升100个百分点。2017年后开始了平稳去杠杆，三年连续12个季度宏观杠杆率维持在240%~246%之间波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债务和GDP均产生冲击。据推算，2020年名义GDP增速将滑落至6%左右，同时债务增速将有所提高，最终导致杠杆率攀升1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政策重点仍在于稳增长与稳杠杆间的动态平衡，包括用改革而非刺激的办法稳住总需求、容忍宏观杠杆率的适度上升、资源配置与风险配置相匹配，以及针对公共部门特别是国企与融资平台精准去杠杆。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 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 年一季度至2018 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

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有创业基金、政府性产业基金和PPP 基金等模式，并以有限合伙制为主导组织模式。经过萌芽发展、平稳发展和高速发展三个阶段，产业投资基金现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创新创业、新兴产业培育、经济结构转型等提供了重要金融支持，并形成一种产融结合的新范式。目前，我国产业投资基金表现为政府主导性强、民营资本参与少、政策引导功能较弱、项目融资属性较强等特征，基金运作中存在资产荒、融资难、收益率低、债务压力大及功能异化等问题，并引发地方政府性资产膨胀、隐性债务增加及与金融体系关联复杂化等风险。未来需要厘清边界、强化引导、重在市场、依托产业、把控底线，以实现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长期稳健发展。

近两年，随着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全国联网，为推进房产税改革扫除关键技术障碍，政府工作报告近两年连续提出要“推进房产税立法”，措辞从“稳妥推进”变为“稳步推进”，因此房产税改革有所提速，引起人民的普遍关切。房产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税制设计中需充分考虑到房产税的再分配效应，以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利，取得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近年来，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2015 年英国创造性地提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其目的是强化英国作为欧洲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并提升英国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话语权。英国“监管沙盒”形成了由流程设计、测试工具、准入标准、评估机制、风控措施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和制度体系。在“监管沙盒”机制中，英国监管机构起到设定政策目标、出台配套政策、发挥监管职能等重要作用。基于对英国“监管沙盒”制度设计的研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如推行“监管沙盒”机制，需在目标定位、制度设计、监管框架、准入条件、监管弹性等方面强化监管引导功能。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结构就出现了“老龄少子化”特征。依据1992－2017 年中国分地区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扩展的MＲW 模型分析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双重叠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少子化”对中国经济效率的综合影响为负，“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有不利影响，不利于中国在人均GDP 水平上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转变的接续，促使中国经济过早出现了供给侧的结构性减速。促进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逻辑应是先提高收入水平，再转换驱动要素; 在转型的过渡期内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保障人均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要适度进行物质资本积累、鼓励生育和提高人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并使其不断加速，以实现两种动力的平稳过渡和交接。